林培瑞:從納瓦爾尼之死看「俄國的地板是中國的天花板」

【2024年03月02日訊】編者按:這是林培瑞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2月16日,俄國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在西伯利亞的冰冷監獄裡死亡,全球的反應強烈。俄國的民間社會受壓制,上街抗議是危險的事,但不少老百姓還是出來了,在公園裡獻花,與西方媒體做訪問,說納瓦爾尼是他們的「希望……靠山……道德指南……」云云。中國網絡上,有人嘆息,「哎,但願神州如此開放」,意思是說中國反對派要是死於監獄,當局絕不會允許這種抗議。有一位網民說:「俄國的地板是中國的天花板」。

沒錯,2022年11月中國示威者上街,別說接受國際媒體採訪,連具體要求都不提,胸前擺張「白紙」說明心意。比俄國公民的抗議輕微得多,但事後還是被捕,被失蹤。

我在海外認識不少中國的「異議人士」,早就跟中國共產黨徹底決裂了,不準備回國,但仍然怕在公開的場合上把自己對中共的批評說得太露骨,太狠,因為怕國內的警察會去給家人找麻煩。加州大學的中國大陸來的學生有時候不敢在課堂上說話,怕被人舉報,傳回國內,給親人帶來麻煩。

這個情況跟俄國怎麼比?烏克蘭有一位亞歷山大·西爾斯基(Oleksandr Syrsky) 先生,是烏克蘭軍官,前年在保衛基輔的軍事行動上起了關鍵作用,得了「烏克蘭英雄獎」,後來升為烏克蘭陸軍總司令,最近被任命為國防部長。西爾斯基先生本來是俄國人,父母兄弟還住在俄國弗拉基米爾城,離莫斯科不遠,竟然一直沒有受到過俄國當局的騷擾。的確,「俄國的地板是中共的天花板。」

劉賓雁的空白墓碑

中共的壓力更厲害,程度到底多大?例子很多,這兒舉一個。2005年12月,中國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在美國逝世。他的兒子大洪和女兒小雁從中國飛到美國來奔喪。父親遺體火化後,小雁接收骨灰準備帶回中國安葬。這本來是賓雁的心願。他還擬了自己的碑銘:「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小雁想遵遺囑把骨灰帶回國,但又想:共產黨那麼怕我父親的筆桿子,很可能連骨灰都怕。會不會在邊防沒收?小雁因此嚴格保密,不告訴任何人用什麼渠道把骨灰帶回去。自己帶?託人帶?什麼時候帶?進哪個港口?不說。

我到現在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但骨灰到了北京。劉家在北京西郊的天山陵園安排埋葬,買了塊石頭,雇了個石匠,要求他把賓雁的碑銘刻在上頭。石匠同意了,但過兩天回來道歉,說碑銘不能刻。「上面」不允許,只允許刻姓名和生死日期。(小雁原先估計骨灰的潛在政治效應沒錯!)劉家深思,商量,決定還是立碑,可是目前什麼都不刻。立個白板。在知情的親友當中,白板的力量很大。「什麼都不說」當中藏了「什麼都說了」的意思。過了一段時候,為了局外人考慮,做了妥協,還是刻了三個漢字,八個數字:劉賓雁 1925-2005.

劉賓雁的「白石」碑銘和2022年底的示威者的「白紙」是同一個道理。表面的意思是「你不讓我說話,好,我不說,但旁觀者聽到的意思是『這個人受很嚴重的壓制』。」在更深的層面上,白板還有另外一種深刻的含義,就是「無所不包」。我要是把我對你的抱怨列個單子出來,我總有「百密一疏」的危險,要是漏了一兩條,我的抱怨就不完整了。相比之下,白板是無窮的,沒有「漏」的問題。

痛苦說不盡,只能沉默無語

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在共產黨的壓力下把「白」作為「無窮」的意思,那是五十年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的時候。我跟劉子健教授合開一門「中國文明史」課程。劉教授是宋史專家,1919年生,二戰後到東京在國際軍事法庭做事情,然後到美國來進入學界,成果斐然,被邀請到普林斯頓做教授。日子久了,「冷戰」來了,他一直不能回國。與親友隔離了,幾乎沒有任何聯繫。雖然知道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讓中國人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一直對中共寄託希望,也嚮往回去看親友。70年代中葉,文革高潮退了,他第一次有機會回國,迫不及待地動身走了。離開美國以前早約了他三十年沒見過面的弟弟某月某日在某館子裡吃中飯。他猜想,弟弟肯定會知道其他親戚的情況,作嚮導帶哥哥去見。

那天到了飯館,弟弟如約出現,兩個人對面而坐。教授問話,弟弟不答。教授再問,弟弟還是無語。咿?換個題目。弟弟保持沉默。換了個問法。沉默。弟弟的眼睛是亮的,就是不說話。吃完中飯回家,弟弟終於沒說一句。

這位親戚的意思是:三十年來的痛苦是語言無法描述的。開始說嗎?說不盡,頂多能說個百分幾。只有「白板」能夠表達「無窮」的意思。教授回到普林斯頓後,跟我說這段經歷,潸然淚下。

西方人看到普京的殘忍,嚇一大跳。看到中共的殘忍,哪怕是比俄國的厲害,似乎還能接受,不認為是那麼十分糟糕的事。西方人常用這種雙重標準,認為東方人受苦是可以打折扣的。

但我們能怪西方人嗎?中國人不也是常常給自己的痛苦打了折扣嗎?希特勒虐待猶太人,猶太人站起來大喊「Never Again!」(絕不重演!)。很多中國人反而認為「耐心是我們民族的美德」。記得有一次與劉賓雁閒聊,說到89年春有道德理想的年輕示威者幾年以後加入了政府就不再提任何理想了,賓雁感嘆了一句,「『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這說法恐怕不是沒道理的。」賓雁的報告文學裡頭總喜歡寫「小人物幹大事」的故事,佩服那些挺身而出的人物。看到很多同胞能接受很低的天花板的時候,他感到痛苦。

轉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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