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7月23日訊】在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中，一批民族資本家被打成大右派。其中，上海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董事長兼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成為全國工商聯的十大右派之一。
民族資本家
李康年，又名李良康，1898年出生在浙江省鄞縣的一個文人家庭，他的父親李國盤是清末的貢生，當過報館的主編，學堂的監學與教員。在父親的嚴格管教下，李康年從小就打下較好的古文和書法基礎。
李康年14歲高小畢業，17歲至24 歲在家鄉寧波習商，先當學徒，後在各商號歷任文書、會計主任、祕書、經理等。27歲到上海，在愛國實業家方液仙獨資創辦的中國化學工業社工作，歷任文書、總務科長兼濟興銀行經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熱血青年李康年寫下座右銘：「忍令上國衣冠淪為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表達矢志抗日的決心。
1932年，為抵制日貨，李康年與九家國貨廠聯繫，組成「九廠國貨臨時聯合商場」，於「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紀念日開業。
之後，他起草了一份籌設「中國國貨公司」的計劃書，得到方液仙等知名實業家支持，籌得10萬元資金，並租到南京東路353號的門面，取店名為「上海中國國貨公司」，1933年2月開業。方液仙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實際事務主要由副經理李康年打理。
據李康年自述，「參加國貨公司的商家最初是九家，很快增加到三十多家，半年後達五百多家，一年後增加到二千多家」。
1937年侵華日軍占領上海後，方液仙拒絕出任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的實業部長，於1940年被暗殺。之後，李康年成為上海中國國貨公司的負責人。
李康年還分別於1938年、1940年、1941年創辦了三家很有影響力的公司：萃眾毛巾廠、中國鐘廠、鴻興襪廠。因經營有方，三家公司的主打產品——「鐘牌414毛巾」「三五牌鬧鐘」「狗頭牌襪子」，都是當時的名牌產品。
1949年中共建政後，李康年擁護中共，成為中共上海市委的統戰對象。
他先後擔任上海市、黃埔區兩級政協委員和工商聯執委等。1952年加入民主建國會，後成為民建上海市委委員。1954 、1956年被選為上海市第一屆、第二屆市、區兩級人大代表。
李康年的建議書
1956年，中共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決定對公私合營企業裡的私人工商業股本採取贖買政策。
同年，中共清產核資後確認的私人工商業股本是22億元。中共提出，政府將以一年5%的定息贖買公私合營企業裡的私人股本，發放定息的年限從1956年起七年不變。如七年後私營工商業者生活上還有困難，可延續一段時間。
中共將拿定息的人認定為「資產階級」。在公私合營企業，重大問題都是黨員幹部說了算，私營企業主是受歧視的。
1957年1月8日，在上海市第二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康年提交一份題為《關於定息的建議書》的議案。其中談到，既然政府提出以一年5%的定息贖買，從1956年算起，七年不可能贖買22億元的私人資本，贖買期應該是20年。他還建議將「定息」改為「贖買存單」。
李康年的具體建議是：由政府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年、1957年兩年的定息，這兩年的定息已發放），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在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後，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李康年認為，在公私合營企業內，拿定息的人已不是資本家，希望政府取消他們的「資產階級」身分。
李康年的建議文件，先是在上海市人大會上、民建上海市委內部、上海工商聯內部討論，後被發表在上海《新聞日報》上徵求公眾意見；再後來，被上海民建市委提交給民建中央，增印四次，分發給17省市做專題討論。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贖買20年建議」，供全社會討論。
結果是什麼呢？用李康年自己的話說，「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
時任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認為，李氏的主張是「是消極性的表現，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李的錯誤在於「把贖買視為國家欠了資本家一筆債，非還不可」。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四千字的長文《李康年重申贖買二十年的主張》，對千家駒的觀點進行反駁。
他說：「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嗎？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他還認為，千家駒把財產贖買與對資本家的改造等同起來，是混淆了政策；「贖買應從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應該像千家駒所說的從1949年算起。
他還特別談到他的建議的依據，是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
現在回過頭來看李康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可以說是有理有據，沒有任何極端言辭。
被打成大右派
李康年的建議發表後，雖然反對的人不少，但是，許多中小工商業者贊成他的意見，認為他的建議實事求是，是「真正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
從實際情況看，李康年提出的問題有相當的普遍性。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私營工商業多達幾萬家，80%以上都是中小企業。此外，大多數工廠或商店資金微薄，股東多至幾十、幾百甚至上千人的公司比比皆是。
如李康年所在的中國鐘廠，1954年公私合營時，資本總數36萬元，股東總數754戶，平均每戶資本僅477元。李康年應是第一大股東，資本也僅2萬元。中小股東為數眾多，所持股票常分散多處，定息數額有限且領取手續繁瑣，這是李康年要求銀行統一支付贖買存單的理由之一。
但是，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內部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反右運動正式開啟。
李康年的主述言論，被認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言論。
1957年5月，當贊成和反對李康年觀點的雙方激烈辯論時，毛澤東跟他的祕書林克私下評論說，「工商界最先神氣……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爭名奪利的本質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1956年算起是一種典型」。
在毛澤東看來，他提出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為了從政治上消滅資產階級，從經濟上剝奪資產階級。毛提出了對私營企業的「贖買」，還表示要「贖買到底」，「付定息」等，不是按價值規律辦事，而是消滅、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治手段。
李康年卻是用工商業者的經濟頭腦想問題。其建議的核心是提出了贖買年期和贖金總額的概念，將中共的和平贖買政策，還原為一項名符其實的經濟行為；定息被正名為贖金；支付遵照商業交易和成本計算的經濟規則，通過分期還本的形式進行。
他希望中共按照契約原則處理國家與私人之間的利益關係，並解脫由定息蘊涵的階級關係（拿定息就是資產階級，就在政治上受歧視）的束縛，獲得平等的公民身分。
李康年的想法與毛澤東的想法，可謂南轅北轍。
李康年被打成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的十大右派之一。他從公私合營萃眾毛巾廠的總經理降成總務科長，工資從四百多元跌至八十多元。再後來，他的全部職務被取消，可能由於年齡或健康原因，他被允許留在上海的工廠「勞動改造」。
到1958年，上海工商界包括李康年和他的外甥林炳煒在內，共打了2704個右派。
李康年的二子是外交部的醫生，四子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他是寧波人，普通話講得不好，只好由二子、四子替他在會上讀材料。他的二子、四子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兒子被扣上「組織反革命」的罪名，被勞改。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李康年家裡經濟來源靠他的長子。他的長子畢業於聖約翰大學醫科，1949年前就到美國做了醫生，經常經香港，通過中國鐘廠老闆的路子寄錢到上海。
1964年，李康年因中風在上海去世。
結語
毛澤東曾經向工商界人士承諾，中共對私人企業的贖買是真正的贖買，不是欺騙，「要贖買就贖買到底，不要半贖買，半沒收」。事實上，中共的做法就是半贖買，半沒收。
1950年代曾擔任過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曾間接承認，中共搞的公私合營，是對廣大工商業者經濟剝奪。他指出，「實行5%的定息後，原企業主的收入大大減少」，其次，定息從1956年到1966年，「一共領了十年，僅為原股份的50%」。這個數字與李康年建議書的計算幾乎完全重合。
也就是說，李康年的建議書，不過是向中共講了真話而已。但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共，把李康年的建議，當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的猖狂進攻。對於李康年這樣的民族資本家，必須政治上打倒，經濟上搞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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