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民族資本家李康年怎麼成了大右派?

【2024年07月23日訊】在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中,一批民族資本家被打成大右派。其中,上海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董事長兼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成為全國工商聯的十大右派之一。

民族資本家

李康年,又名李良康,1898年出生在浙江省鄞縣的一個文人家庭,他的父親李國盤是清末的貢生,當過報館的主編,學堂的監學與教員。在父親的嚴格管教下,李康年從小就打下較好的古文和書法基礎。

李康年14歲高小畢業,17歲至24 歲在家鄉寧波習商,先當學徒,後在各商號歷任文書、會計主任、祕書、經理等。27歲到上海,在愛國實業家方液仙獨資創辦的中國化學工業社工作,歷任文書、總務科長兼濟興銀行經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熱血青年李康年寫下座右銘:「忍令上國衣冠淪為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表達矢志抗日的決心。

1932年,為抵制日貨,李康年與九家國貨廠聯繫,組成「九廠國貨臨時聯合商場」,於「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紀念日開業。

之後,他起草了一份籌設「中國國貨公司」的計劃書,得到方液仙等知名實業家支持,籌得10萬元資金,並租到南京東路353號的門面,取店名為「上海中國國貨公司」,1933年2月開業。方液仙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實際事務主要由副經理李康年打理。

據李康年自述,「參加國貨公司的商家最初是九家,很快增加到三十多家,半年後達五百多家,一年後增加到二千多家」。

1937年侵華日軍占領上海後,方液仙拒絕出任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的實業部長,於1940年被暗殺。之後,李康年成為上海中國國貨公司的負責人。

李康年還分別於1938年、1940年、1941年創辦了三家很有影響力的公司:萃眾毛巾廠、中國鐘廠、鴻興襪廠。因經營有方,三家公司的主打產品——「鐘牌414毛巾」「三五牌鬧鐘」「狗頭牌襪子」,都是當時的名牌產品。

1949年中共建政後,李康年擁護中共,成為中共上海市委的統戰對象。

他先後擔任上海市、黃埔區兩級政協委員和工商聯執委等。1952年加入民主建國會,後成為民建上海市委委員。1954 、1956年被選為上海市第一屆、第二屆市、區兩級人大代表。

李康年的建議書

1956年,中共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決定對公私合營企業裡的私人工商業股本採取贖買政策。

同年,中共清產核資後確認的私人工商業股本是22億元。中共提出,政府將以一年5%的定息贖買公私合營企業裡的私人股本,發放定息的年限從1956年起七年不變。如七年後私營工商業者生活上還有困難,可延續一段時間。

中共將拿定息的人認定為「資產階級」。在公私合營企業,重大問題都是黨員幹部說了算,私營企業主是受歧視的。

1957年1月8日,在上海市第二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康年提交一份題為《關於定息的建議書》的議案。其中談到,既然政府提出以一年5%的定息贖買,從1956年算起,七年不可能贖買22億元的私人資本,贖買期應該是20年。他還建議將「定息」改為「贖買存單」。

李康年的具體建議是:由政府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年、1957年兩年的定息,這兩年的定息已發放),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在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後,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李康年認為,在公私合營企業內,拿定息的人已不是資本家,希望政府取消他們的「資產階級」身分。

李康年的建議文件,先是在上海市人大會上、民建上海市委內部、上海工商聯內部討論,後被發表在上海《新聞日報》上徵求公眾意見;再後來,被上海民建市委提交給民建中央,增印四次,分發給17省市做專題討論。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贖買20年建議」,供全社會討論。

結果是什麼呢?用李康年自己的話說,「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

時任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認為,李氏的主張是「是消極性的表現,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李的錯誤在於「把贖買視為國家欠了資本家一筆債,非還不可」。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四千字的長文《李康年重申贖買二十年的主張》,對千家駒的觀點進行反駁。

他說:「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嗎?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他還認為,千家駒把財產贖買與對資本家的改造等同起來,是混淆了政策;「贖買應從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應該像千家駒所說的從1949年算起。

他還特別談到他的建議的依據,是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

現在回過頭來看李康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可以說是有理有據,沒有任何極端言辭。

被打成大右派

李康年的建議發表後,雖然反對的人不少,但是,許多中小工商業者贊成他的意見,認為他的建議實事求是,是「真正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

從實際情況看,李康年提出的問題有相當的普遍性。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私營工商業多達幾萬家,80%以上都是中小企業。此外,大多數工廠或商店資金微薄,股東多至幾十、幾百甚至上千人的公司比比皆是。

如李康年所在的中國鐘廠,1954年公私合營時,資本總數36萬元,股東總數754戶,平均每戶資本僅477元。李康年應是第一大股東,資本也僅2萬元。中小股東為數眾多,所持股票常分散多處,定息數額有限且領取手續繁瑣,這是李康年要求銀行統一支付贖買存單的理由之一。

但是,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內部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反右運動正式開啟。

李康年的主述言論,被認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言論。

1957年5月,當贊成和反對李康年觀點的雙方激烈辯論時,毛澤東跟他的祕書林克私下評論說,「工商界最先神氣……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爭名奪利的本質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1956年算起是一種典型」。

在毛澤東看來,他提出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為了從政治上消滅資產階級,從經濟上剝奪資產階級。毛提出了對私營企業的「贖買」,還表示要「贖買到底」,「付定息」等,不是按價值規律辦事,而是消滅、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治手段。

李康年卻是用工商業者的經濟頭腦想問題。其建議的核心是提出了贖買年期和贖金總額的概念,將中共的和平贖買政策,還原為一項名符其實的經濟行為;定息被正名為贖金;支付遵照商業交易和成本計算的經濟規則,通過分期還本的形式進行。

他希望中共按照契約原則處理國家與私人之間的利益關係,並解脫由定息蘊涵的階級關係(拿定息就是資產階級,就在政治上受歧視)的束縛,獲得平等的公民身分。

李康年的想法與毛澤東的想法,可謂南轅北轍。

李康年被打成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的十大右派之一。他從公私合營萃眾毛巾廠的總經理降成總務科長,工資從四百多元跌至八十多元。再後來,他的全部職務被取消,可能由於年齡或健康原因,他被允許留在上海的工廠「勞動改造」。

到1958年,上海工商界包括李康年和他的外甥林炳煒在內,共打了2704個右派。

李康年的二子是外交部的醫生,四子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他是寧波人,普通話講得不好,只好由二子、四子替他在會上讀材料。他的二子、四子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兒子被扣上「組織反革命」的罪名,被勞改。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李康年家裡經濟來源靠他的長子。他的長子畢業於聖約翰大學醫科,1949年前就到美國做了醫生,經常經香港,通過中國鐘廠老闆的路子寄錢到上海。

1964年,李康年因中風在上海去世。

結語

毛澤東曾經向工商界人士承諾,中共對私人企業的贖買是真正的贖買,不是欺騙,「要贖買就贖買到底,不要半贖買,半沒收」。事實上,中共的做法就是半贖買,半沒收。

1950年代曾擔任過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曾間接承認,中共搞的公私合營,是對廣大工商業者經濟剝奪。他指出,「實行5%的定息後,原企業主的收入大大減少」,其次,定息從1956年到1966年,「一共領了十年,僅為原股份的50%」。這個數字與李康年建議書的計算幾乎完全重合。

也就是說,李康年的建議書,不過是向中共講了真話而已。但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共,把李康年的建議,當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的猖狂進攻。對於李康年這樣的民族資本家,必須政治上打倒,經濟上搞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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