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7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本月初，陸媒報導了吉林洮南市振林村村民黃德義自發建橋被判刑的消息，黃德義口碑很好，修橋補路造福鄉裡，這種本應該是大力鼓勵支持的事情，但黃德義本人和親戚等18人卻被因尋釁滋事罪而判刑。
專家表示，中共當局全方位的權力壟斷，導致個體的原子化，除了國家之外沒有別的組織和依託，培養沒有任何責任心的人。以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名義，剝奪了民間自發為善的力量，敗壞了中國社會的道德。
村民私自建橋被判刑
洮兒河是嫩江右岸最大支流，對黃德義所在的振林村村民來說，去河對岸種地、運貨要多繞路70公里，原本十幾分鐘的路程得走三個多小時。
黃德義就是在洮兒河河邊長大，有兄弟五人，祖上都以擺渡為業，使他對「無橋過河」感觸頗深。
20世紀90年代末，黃德義和他的三哥造了三條鐵皮船，連接在一起，用於擺渡，收費但並無標準。2014年，黃德義和親友又焊了十三條鐵皮船，搭建了一個浮橋。
這座浮橋搭了四年之後，2018年10月，洮南市水利局以非法建橋為由，處罰並強制黃德義拆除浮橋。浮橋拆了後，黃德義以為沒事了。但是，2019年2月，黃德義及其三哥多位家人親戚，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黃德義及其他人員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判處黃德義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其他17人也分別被判刑。
法院認為黃某收過橋費的行為屬於強拿硬要，在法院認定的總計52,950元過橋費中，被收費最多的是村民李某某，共2萬元。然而，這筆錢經法院退返李某某後，又被李某某還給了黃某。李某某認為，「黃某搭這個橋，確實給咱帶來了方便。」
一審判決後，黃德義並未提出上訴。但是後來他越想這個事情越覺得冤枉，就於2021年底提出了申訴。
「我覺得自己很冤枉，自古以來修橋補路都是好事，怎麼到我這就被判刑了呢？」黃德義說。
「光焊船體我就花了十三萬多，還有搭建的費用，不說賺錢，成本總要收回來吧。我從來沒有強制要過別人的錢，附近村民從我這過，基本是不收錢的，有願意給的就給，不願意給的就不給，一般的過路人，也沒有說不給錢就不讓人過的情況。」
李某某、振林村某村幹部和多位洮兒河對岸安全村村民，也證實了黃德義的說法。「我們附近村民在這橋上過，基本都不收費，有的時候覺得不好意思了，我們就主動給幾塊，畢竟老黃自己花那麼多錢搭了這個橋。」
振林村村書記胡寶玉也說，浮橋的修建確實方便了附近的村民，而他在通過浮橋渡河時，也是給不給錢憑自願，並沒有被強制收錢。
一位出租車司機也說，有浮橋前，從白城市到瓦房鎮附近村莊（振林村從屬於瓦房鎮）需要付50元至68元打車費，如今沒了浮橋，去相同的目的地需要付180元，費用多了三倍左右。「說實話，有了浮橋確實近。要是不走浮橋，繞一圈的油錢也不止5塊錢。」
對於浮橋是否應該收費一事，受訪者絕大多數表示：「他們家建橋也花錢了，收點錢也沒啥大問題。」
法律專家：法律是為了增加社會福祉 而非減損
法律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認為，尋釁滋事罪主觀層面上應當具備尋釁動機，客觀上強拿硬要。如果修橋造路，滿足了民眾的期待，不僅沒有破壞社會秩序，反而是社會秩序所嘉許的，那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不是犯罪。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規定私自建橋屬於違法行為，最嚴重的法律後果也只有行政處罰，而無刑事責任。絕不能認為只要違法，就是犯罪，從而認定為尋釁滋事罪中的追逐行為。」羅翔寫道。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司法絕不能讓積善之家，承受餘殃，否則就背離了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反而損害了司法自身的權威。」
北京市地平線律師事務所律師胡永平認為，刑法違法追究刑責首先要具有社會危害性，如果沒有社會危害性，即使符合刑法的規定，構成某種犯罪，也可以考慮不追究其刑事責任。
浙江靖霖律師事務所律師呂博雄表示，在公共服務缺位的情況下，群眾自發修橋並適當收費，具有樸素的正當性，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畢竟，政府施政和司法裁判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增加社會福祉，而非減損。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對大紀元表示，在中國實際上地方不同的部門，都有自己一個尋租自肥的地盤。行政權利無限擴張，對老百姓的生存空間進行擠壓，與民爭利的，本質上是這樣一種行為。
「交通運輸部門認為，不管是空中、地上、水裡，一切涉及到交通運輸的東西，都是它們這個部門要進行一個絕對的管控。如果任何人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批准，沒有給它們進貢、交租，一定會受到刁難。甚至直接認為是一種非法行為，對他們進行判刑。」
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對大紀元表示，「現在建橋這類事情，你如果把錢給政府，它拿出去做，它非常高興。但是你獨立做，不在它的管轄範圍之內，它就去用那種流氓惡法來懲罰你，這是在世界上非常荒唐的，你做善事做好事，它還懲治以法，荒謬極了。」
中共全方位控制社會 敗壞道德
作為一個靠宣傳起家的共產主義政黨，中共一直強調自己是人民利益至上，鼓吹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以公有制和人民利益的名義對社會進行改造，但實際上是消滅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層自治結構，剝奪了個人道德選擇的權力，實現對權力的絕對壟斷。
馮崇義表示，傳統如中國幾千年來皇權不下鄉，它的最小的官就是縣令，政府人員是很少的，整個預算公共開支也非常小。社會是留下空間給鄉紳和社會賢達去管理，有很多商會、同鄉會等組織。
「但是共產黨上來之後，它是把原來這個鄉紳、私有產權都端掉了，叫什麼地主也好，都作為這個階級敵人滅掉了。同時把社會裡頭獨立政府之外的組織，包括宗族組織全都滅掉，達成它的壟斷。」他說。
學者何清漣撰文說，中共的土地改革消滅了鄉紳，破壞了1949年以前那種以宗族制度為主的鄉村自治，代之以人民公社制度，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基層痞子化之後，再也沒能建成一種鄉村新秩序。
「中共建政以來七十多年，所謂的領導是全方位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把所有的人群、社會組織、每一個層面都牢牢地控制起來，縣、鄉、到村民小組，都要由共產黨的組織來進行控制。」賴建平說。
中共這種對權力的絕對壟斷已經登峰造極，即便是行善也不行，孫大午案就是其中一例。
孫大午企業成功之後，想為中國社會做出貢獻。孫大午公司的醫院，職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醫療；做一次包括B超、驗血等在內的全套檢查，只要10元錢。投資三千多萬元建設的學校，比集團辦公樓還要豪華，一個學生月均生活費卻只要一百多元。
2023年，孫大午被中國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徒刑18年，罪名是因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等八個罪名。
資深新聞人、前美國之音記者東方在推特上寫道：如果孫大午生在民國，他一定是實業興國的典型，可惜他生錯了年代。習近平是不會放孫大午的，因為他反覆強調共產黨的初衷，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馮崇義表示，這個制度就是要告知整個社會，任何東西哪怕你做善事也要經過它（中共），不能獨立去做。你個人做善事都不行，要培養所有國民對政府的依賴。若你依賴富人，你就可以分庭抗禮，另搞一套。
「在中國，共產黨就是連行善的權利也要壟斷，它把全社會的這種行善的善意，作為一種資源來牟利。」 賴建平說。
馮崇義表示，國外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只能是限制到一個很小範圍上，維持秩序、金融、貨幣政策方面的之類的政策。至於其它的公共產品，政府不應該去越俎代庖，是要留給社會第三部門去做。
「一個健康的社會，除了政府、市場，還有公民社會的組織。修路修校之類的事情，有些是政府撥款，政府做不到的地方，就有社會力量來去做。」他說。
「中共講資本主義如何如何醜陋自私，但是真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三部門都非常發達的，給社會提供服務，給社會提供慈善，整個活動整個運營都是在政府之外。有時候政府也撥款給他們，但是他們是獨立運營，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馮崇義說，我們現在看到社會道德淪喪，老人摔倒根本沒有人敢去扶。很多壞人作惡，都在袖手旁觀，連那些要跳樓的人，他不想辦法去救人，就是針對在底下喊著趕快跳。就是看熱鬧，作旁觀者，就是完全喪失同情心道德心。
「這個社會導致個體的原子化，除了國家之外，它沒有別的組織和依託。培養對國家這種奴才心態，對個人沒有任何責任心。因為道德本身就是你自己有選擇，現在道德選擇取消掉了，所以共產主義政權不管在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它對社會、對人本身的破壞是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