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02日訊】中共早期領導人王稼祥曾在三個關鍵時刻力挺毛澤東，但在文革爆發後，卻受到毛澤東的排擠與整肅，他唯一的兒子被迫自殺，妻子被打成反革命，孫子也受到牽連。
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於安徽涇縣桃花潭鎮厚岸村。在上海大學附中讀書時，加入共青團。
1925年，王稼祥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28年2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
1930年回國後，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祕書長、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外長）、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等。
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等。國共內戰爭爆發後，任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長等。
1949年中共建政後，歷任中共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
三次力挺毛澤東
第一次：遵義會議上投毛關鍵一票。
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與會者分成兩派：一個以博古為代表，一個以毛澤東為代表。雙方為紅軍接連不斷的失敗爭論不休。前者怪敵人太強大；後者怪前者指揮有問題。
雙方相持不下之際，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站在毛澤東一邊，投了毛關鍵一票，促成軍事指揮權的變更。由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負責指揮軍隊。
這次會議對於毛此後逐步將中共的軍權掌控在自己手上，並最終成為中共的領導核心鋪平了道路。
第二次：確立毛的核心領導地位。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延安，中共高層兩派斗得很激烈。一派以留學蘇聯的王明為代表；一派以毛澤東為代表。
王明自恃有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撐腰，一度咄咄逼人。毛作為中共黨內的實力派，也有許多支持者，為爭取最高領導權，內外做了很多工作。
在此次王、毛爭權中，到蘇聯養病的王稼祥再次發揮重要作用。1937年7月，王稼祥經西安、天津、上海輾轉到達蘇聯治療傷病。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蘇聯期間，他積極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介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最終促使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的決議。
1938年7月，王稼祥回國，先後在中共政治局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此，確立毛在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
第三次：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
1940年代，毛髮起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一場排除異己、進一步確立毛核心領導地位的運動。
1943年7月5日，為紀念中共成立22周年，王稼祥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稱「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在延安整風中，王稼祥為確立毛在黨內的理論權威地位立了頭功。
被毛澤東批「三和一少」
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接連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內政外交全面左轉，甚至走向極左。
1958年毛發動旨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1959年毛以打倒中共元帥彭德懷為契機發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這兩場運動疊加，導致的後果是：中國出現餓死4000多萬人的大饑荒。
1962年1月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運動以來的工作。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被迫承認自己有錯，並說：「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
聽了毛的講話後，王稼祥給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他的意見和建議。
王稼祥認為，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對外關係方面應該採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繼續堅持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不要四面樹敵。在同蘇聯的關係上，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的鬥爭直線尖銳下去。中國的對外援助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為什麼提這樣的建議？一是中國餓死的老百姓太多了；二是當時中共「帝、修、反」一起反，三是中共不顧國力援助亞、非、拉國家。
1958-1962年，中共對外援助總計23.6億元人民幣，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為18.6億元，援助非洲國家5億元。
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0000噸小麥和大米。
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1958年、1959年、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分別為：265.99萬噸、415.55萬噸、265.41萬噸。
在大饑荒已大面積出現的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共計680萬噸，等於136億斤。
1960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標準計算，136億斤糧食，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可使3,400萬人免予飢餓。
1960年1月，中共專門成立一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負責對外贈送現款、食品等，以換取亞、非、拉一些國家對毛的肉麻吹捧和在聯合國支持中共。
毛澤東看了王稼祥的信之後，據毛的大筆桿子王力回憶，當時，毛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
這「三和一少」，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變成「三降一滅」，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
當時，毛的指導思想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與毛「三斗一多」正好相反。在受到毛的批評後，王稼祥的處境變得越來越艱難。
文革中全家遭難
1966年5月，毛發動文革時，王稼祥就靠邊站了。
當時，他仍是中央委員、中聯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都沒有通知他參加。他的中聯部長職務被劉寧一代理，他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被劉寧一代替。
1966年7月，他被迫搬出中南海，搬到什剎海旁邊的一座房子裡。
中聯部的造反派先是在機關大院內貼他的大字報，再把他從家裡架到中聯部看大字報，開他的批鬥會，給了他掛黑牌子，令他坐「噴氣式」。
後來，造反派跑到他家裡貼大字報。在他的客廳裡，拴上一條條繩子，把大字報掛在繩子上，四面牆上也貼滿大字報。他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義路線罪魁禍首」等大帽子。造反派誓言要把他「鬥倒、斗臭、鬥垮」。
1968年，他在《我的履歷》中寫道：「在這個期間，又是談話，又是寫材料，我又緊張起來了，心跳又加快了。我雖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藥，但睡眠仍不安，於是我處於疲倦、不安、緊張、恐懼的情況下過日子。」「再加之，這時候街上出現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稼祥』的標語，於是我就更加恐懼了」。
有一天，造反派剛離開他家，他就高喊：「我沒有罪！」當晚，他服下安眠藥，但還是不能入睡，仍然大聲喊叫。無奈，只好增加安眠藥的劑量。結果，他臉色蒼白，呼吸困難，昏迷不醒。他的夫人不得不將他送到北京醫院搶救。直到第三天，他才醒過來。
經歷一系列的苦痛折磨後，1969年10月的一天，因所謂「戰備」需要，他被疏散到河南信陽，被「軟禁」在一個封閉的小院裡。
1970年10月初，他突發急性中毒性肺炎，生命垂危，不得不回北京醫治。
1971年9月13日，中共二號人物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此後，一批老幹部復出工作。王稼祥也恢復工作。但是，接下來，毛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令他十分不解、不安。
1974年1月24日晚，他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終年68歲。
文革中，王稼祥倒楣後，他的妻子朱仲麗，也被說成是「現行反革命」，被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裡，一關就是六七個月。
他的兒子王命先，在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工作，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貼大字報，被批鬥，被侮辱，身心受到巨大打擊。
王命先性格內向，少言寡語，平時只知埋頭工作，沒有做什麼害人的事，突然遭到這一連串的打擊，怎麼也想不通，一氣之下，跳河自殺。
他的兩個孫子也失去升學、參軍的機會，跟他的養女一起，被下放到邊遠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結語
今天，我們經常談論中共的「戰狼外交」和「大撒幣」外交。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外交上搞的「三斗一多」，就是「戰狼外交」和「大撒幣」外交。
在中國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下，王稼祥希望中共在外交上稍微緩和一下，對亞非拉國家的支援要「量力而行」，實際上，是他在堅持黨性的前提下，他人性的一面對老百姓動了惻隱之心。
但是，就是這一點人性，也不能被毛所容忍。
回首百年中共史，每當黨性與人性發生衝突時，誰不泯滅人性、服從黨性，誰就會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幾乎是一條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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