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曾力挺毛澤東的王稼祥文革為何挨整?

【2023年11月02日訊】中共早期領導人王稼祥曾在三個關鍵時刻力挺毛澤東,但在文革爆發後,卻受到毛澤東的排擠與整肅,他唯一的兒子被迫自殺,妻子被打成反革命,孫子也受到牽連。

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於安徽涇縣桃花潭鎮厚岸村。在上海大學附中讀書時,加入共青團。

1925年,王稼祥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28年2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

1930年回國後,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祕書長、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外長)、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等。

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等。國共內戰爭爆發後,任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長等。

1949年中共建政後,歷任中共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

三次力挺毛澤東

第一次:遵義會議上投毛關鍵一票。

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與會者分成兩派:一個以博古為代表,一個以毛澤東為代表。雙方為紅軍接連不斷的失敗爭論不休。前者怪敵人太強大;後者怪前者指揮有問題。

雙方相持不下之際,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站在毛澤東一邊,投了毛關鍵一票,促成軍事指揮權的變更。由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負責指揮軍隊。

這次會議對於毛此後逐步將中共的軍權掌控在自己手上,並最終成為中共的領導核心鋪平了道路。

第二次:確立毛的核心領導地位。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延安,中共高層兩派斗得很激烈。一派以留學蘇聯的王明為代表;一派以毛澤東為代表。

王明自恃有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撐腰,一度咄咄逼人。毛作為中共黨內的實力派,也有許多支持者,為爭取最高領導權,內外做了很多工作。

在此次王、毛爭權中,到蘇聯養病的王稼祥再次發揮重要作用。1937年7月,王稼祥經西安、天津、上海輾轉到達蘇聯治療傷病。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蘇聯期間,他積極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介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最終促使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的決議。

1938年7月,王稼祥回國,先後在中共政治局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此,確立毛在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

第三次: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

1940年代,毛髮起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一場排除異己、進一步確立毛核心領導地位的運動。

1943年7月5日,為紀念中共成立22周年,王稼祥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稱「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在延安整風中,王稼祥為確立毛在黨內的理論權威地位立了頭功。

被毛澤東批「三和一少」

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接連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內政外交全面左轉,甚至走向極左。

1958年毛發動旨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1959年毛以打倒中共元帥彭德懷為契機發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這兩場運動疊加,導致的後果是:中國出現餓死4000多萬人的大饑荒。

1962年1月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運動以來的工作。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被迫承認自己有錯,並說:「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

聽了毛的講話後,王稼祥給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他的意見和建議。

王稼祥認為,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對外關係方面應該採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繼續堅持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不要四面樹敵。在同蘇聯的關係上,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的鬥爭直線尖銳下去。中國的對外援助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為什麼提這樣的建議?一是中國餓死的老百姓太多了;二是當時中共「帝、修、反」一起反,三是中共不顧國力援助亞、非、拉國家。

1958-1962年,中共對外援助總計23.6億元人民幣,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為18.6億元,援助非洲國家5億元。

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0000噸小麥和大米。

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1958年、1959年、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分別為:265.99萬噸、415.55萬噸、265.41萬噸。

在大饑荒已大面積出現的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共計680萬噸,等於136億斤。

1960年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標準計算,136億斤糧食,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可使3,400萬人免予飢餓。

1960年1月,中共專門成立一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負責對外贈送現款、食品等,以換取亞、非、拉一些國家對毛的肉麻吹捧和在聯合國支持中共。

毛澤東看了王稼祥的信之後,據毛的大筆桿子王力回憶,當時,毛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

這「三和一少」,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變成「三降一滅」,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

當時,毛的指導思想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與毛「三斗一多」正好相反。在受到毛的批評後,王稼祥的處境變得越來越艱難。

文革中全家遭難

1966年5月,毛發動文革時,王稼祥就靠邊站了。

當時,他仍是中央委員、中聯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都沒有通知他參加。他的中聯部長職務被劉寧一代理,他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被劉寧一代替。

1966年7月,他被迫搬出中南海,搬到什剎海旁邊的一座房子裡。

中聯部的造反派先是在機關大院內貼他的大字報,再把他從家裡架到中聯部看大字報,開他的批鬥會,給了他掛黑牌子,令他坐「噴氣式」。

後來,造反派跑到他家裡貼大字報。在他的客廳裡,拴上一條條繩子,把大字報掛在繩子上,四面牆上也貼滿大字報。他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義路線罪魁禍首」等大帽子。造反派誓言要把他「鬥倒、斗臭、鬥垮」。

1968年,他在《我的履歷》中寫道:「在這個期間,又是談話,又是寫材料,我又緊張起來了,心跳又加快了。我雖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藥,但睡眠仍不安,於是我處於疲倦、不安、緊張、恐懼的情況下過日子。」「再加之,這時候街上出現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稼祥』的標語,於是我就更加恐懼了」。

有一天,造反派剛離開他家,他就高喊:「我沒有罪!」當晚,他服下安眠藥,但還是不能入睡,仍然大聲喊叫。無奈,只好增加安眠藥的劑量。結果,他臉色蒼白,呼吸困難,昏迷不醒。他的夫人不得不將他送到北京醫院搶救。直到第三天,他才醒過來。

經歷一系列的苦痛折磨後,1969年10月的一天,因所謂「戰備」需要,他被疏散到河南信陽,被「軟禁」在一個封閉的小院裡。

1970年10月初,他突發急性中毒性肺炎,生命垂危,不得不回北京醫治。

1971年9月13日,中共二號人物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此後,一批老幹部復出工作。王稼祥也恢復工作。但是,接下來,毛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令他十分不解、不安。

1974年1月24日晚,他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終年68歲。

文革中,王稼祥倒楣後,他的妻子朱仲麗,也被說成是「現行反革命」,被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裡,一關就是六七個月。

他的兒子王命先,在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工作,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貼大字報,被批鬥,被侮辱,身心受到巨大打擊。

王命先性格內向,少言寡語,平時只知埋頭工作,沒有做什麼害人的事,突然遭到這一連串的打擊,怎麼也想不通,一氣之下,跳河自殺。

他的兩個孫子也失去升學、參軍的機會,跟他的養女一起,被下放到邊遠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結語

今天,我們經常談論中共的「戰狼外交」和「大撒幣」外交。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外交上搞的「三斗一多」,就是「戰狼外交」和「大撒幣」外交。

在中國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下,王稼祥希望中共在外交上稍微緩和一下,對亞非拉國家的支援要「量力而行」,實際上,是他在堅持黨性的前提下,他人性的一面對老百姓動了惻隱之心。

但是,就是這一點人性,也不能被毛所容忍。

回首百年中共史,每當黨性與人性發生衝突時,誰不泯滅人性、服從黨性,誰就會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幾乎是一條定律。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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