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06日訊】1977年底，李克強考入北大「七七級」法律系。
當時的北大法律系擁有良好的師資，最著名的當推學貫中西的憲法行政法學家龔祥瑞。
龔祥瑞早年專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對西方政制、法治有親身體驗。大學期間，李克強師從龔祥瑞，很快成為他的得意門生。他專攻《外國商法》，寫出過經濟論文《經濟改革中市場的法律控制》，翻譯了《改進法律機制以適應經濟的發展》，並在龔祥瑞指導下，與楊百揆、劉庸安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勳爵的名著《法律的正當程序》。該譯著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強是第一譯者。可見，龔祥瑞稱的上是李克強大學時代的恩師。
中共建政後，政治運動不斷，龔祥瑞挨過整，尤其是在文革中，他被打成黑幫分子，受盡折磨屈辱。文革後，他曾在《「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中，詳盡的回憶和描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所見所聞。用他文中的話說，「我在這裡只能敘述我所遭受和接觸的那一鱗半爪，好比傾盆大雨中的點點滴滴，以供後人品味，共享其中的是是非非。」
掛牌遊園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開始至1977年6月6日止，為期十年。從1966年6月18日起，龔祥瑞被隔離反省，就是與當時所謂「黑幫分子」在一起，像牲口一樣趕來趕去，成了北京市民來校參觀者起鬨的對象。
有一天，龔祥瑞被造反派掛上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黑幫分子×××」，在名字上用紅筆打上了「×」。敲鑼打鼓，在校園內示眾遊行。觀看熱鬧的群眾中，有他的好友高名凱的女兒高蘇（當時她是大一的學生），見龔祥瑞這個模樣，笑不遏止。龔祥瑞感覺，好像她正在告訴左右同學：掛牌遊行的法律系教授是她父親的好友。他當時心想，如果她父親在世，也會遭到同樣的厄運。掛牌遊園並沒有讓龔祥瑞傷筋動骨，他也不怨天尤人。高蘇的笑聲反而使他驟然感到這場鬧劇非凡，滑稽可笑。
隔離反省
當時，包括龔祥瑞在內，法律系全系有七、八個人被關在一個教研室裡，夜以繼日的寫檢查作交代，沒完沒了。當聶元梓名震全國的時候，北京市民蜂擁到了北大校園，群眾要見見關在房裡的黑幫分子。龔祥瑞想，大概是出於好奇吧。曾經一度是著名人士，一夜之間竟成了「階下囚」，成了另一類人種，自然成了罕見的觀賞品。一天，法律系所在地四院來了一群北京市民，他們高呼口號，敲打窗口，高喊：「黑幫分子滾出來示眾！」確有人進入院內想要打開房門，把關在裡面的人一個個揪出去批鬥。他們把門緊閉著，幾個人躲在書桌下不敢露面；窗外的觀眾狂喊猛叫，要叫他們「出來，出來」！呼叫聲越吼越大，敲門聲越敲越響。龔祥瑞怕房門被踢開，與其被動揪出，不如主動向群眾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較為上策。
他回憶說，「當時，我確實是相信群眾的。這次運動是整走資派，整當權派，像我這樣歷史上有問題的不過是陪綁者，關係不大；為了其他人的安全，不如讓我出去轉移群眾的目標為上策。我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難友輕聲說：『還是讓我出去向他們交代，就將人群引向院子外面去了！』桌子下面所有的人都不同意，認為：『出去你這條命就沒有了。』他們都怕被憤怒的群眾活活打死，都不讓我走。」
幸而，敲了一陣，群眾見沒有動靜，也就轉移陣地，往別處去了。一時平靜下來，他們一個個又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那天中午晚了幾個小時才回到家裡。
一身濕透
法律系的29名教師在42樓南側，背上個個掛著「黑幫分子」的牌子，姓名上打了 「×」，伏在地上拔草，旁邊有兩個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看管他們，數以千計的人圍觀，猶如動物園裡的牲口那樣，一個個成了被觀賞取笑的對象。
這天中午，在拔草完畢解甲回家的路上，龔祥瑞遇到外語系女教授俞大絪，他見她愁容滿面，一聲不響低頭走路，似有無言之苦在心頭。龔祥瑞想：這位老太太一定感到被侮辱了，以往那種自信的神態在她身上消失了。結果就在那天晚上，她服了安眠藥自盡了。
在校園裡拔草，是運動初期懲罰黑幫分子的一種辦法。校園內凡有草的地方幾乎全被他們這幫人拔了個精光。一天下了大雨，全身淋得濕透，衣服也還沒換掉，紅衛兵就把他們召集起來，談談雨中勞動的感想。好在是夏天，全身濕透的身子邊談邊幹了。大家談的都是好話，有的說：「這陣大雨把我們身上的臭氣都淋掉了!」有的說：「很痛快，好比洗了個澡！」有的說：「把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洗了一遍！」如此等等，引起紅衛兵的笑聲和讚賞。
他們說，「走吧，有收穫就好！」
一次毒打
在展覽「稀有動物」的同一會場上，原是外國留學生的宿舍樓，有個60平方米的會場。那天或許是井岡山兵團召開批鬥會。本無龔祥瑞的，他正在38樓應召交代問題以免挨鬥的一項有意安排，不知怎的又被叫去參加。當他被帶入會場時，系裡的挨鬥對象多半肉體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動彈不得。他不知道前因後果，只見前面是黑漆漆的人群，有站著的，有坐著的，群情激昂，不由分說。在這種氣氛下，本能的低下頭來，無可奈何的任人「擺布」了，連思維能力也喪失殆盡，唯有任人宰割。
一陣眼花繚亂，龔祥瑞只見一個青年舉足猛然踢自己一腳，並說：「我這雙新皮鞋是專門買來踢你們這幫『壞蛋』的。」這一腳踢在龔祥瑞的左腿上，其用力之大，已使他站立不穩，似乎立刻就要往後倒下了，竟然還敢「站穩」，那雙黑色的嶄新皮鞋準確的又在原來的部位上再來一腳，這次果然跌倒在地，混混然只聞一片打倒聲，另外就是身旁躺在地上的人的微弱的呻吟聲。不久就散會了，人群一個個呼嘯而去，剩下來七八個挨打的人躺著起不來身。年輕些的陸續從地上爬起來，企圖往外走，一個個勉強站起來走到過道上，還沒有到樓梯就站立不住，個個又扶著欄杆席地而坐或半躺了下來，稍事休息想恢復體力。被毒打成這個樣子，還是第一次。人們不能理解這是為了什麼。都失去了理性。
「我們眼前的打手難道是『新中國』培育出來的？不！人有時比野獸更殘酷。」 龔祥瑞心想。
待他們一個個一拐一拐從樓梯上半爬半走下樓時，有的就只能朝著校醫院的方向走去。等龔祥瑞慢慢移走回到家裡，脫掉鞋子和襪子，將褲腳筒捲起來時，才發現自己左腿上一塊肉竟被踢了下來，四周皮肉都是青腫的。
龔祥瑞嘆道，「這樣的鬥爭看來是一個可悲的誘餌，作為治國之道並非一無所獲，我活了那麼多年，竟從未知道人間還有如此殘酷的行動。只有通過掉了塊肉才能取得這樣有益的學問，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個體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