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編譯）舊金山無家可歸者是典型的後現代主義，也就是文化相對論。在這種文化相對論中，沒有人可以評判另一個人，當然也沒有人可以違背任何人的意願命令將其送人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或置於監管之下。
儘管如此，在本文「舊金山的無家可歸者」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我建議，城市有權制定法律，即使只是出於衛生原因，任何人都不得住在人行道上——吃飯、睡覺、大小便、搭帳篷、放縱吸毒。
如果一個城市對這樣的法律感到內疚，就讓公民自己繳稅（財產稅、銷售稅）來支付所需的費用：食物、衣服、住所和醫療保健。城市提供這些服務，但不是全部集中在一個社區提供，應該將無家可歸者分散到整個灣區的住宅和社區中心。
如果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拒絕接受治療，就把他或她轉移到城郊，在空置的倉庫、多餘的辦公樓或退役的軍事基地居住，在那裡提供服務。這也將使大多數毒販離開城鎮。一石二鳥。
新房呢？在市場經濟中，住房是為那些願意付錢的人建造的。它不是免費贈品。
在富人和窮人幾乎不交稅的市場經濟中，要求中產階級支付全部帳單，為他們自己負擔不起的住房每套支付43萬美元是不公平的。
舊金山在大約8,000名無家可歸者身上花費了10億美元，市政府為什麼能通過如此巨大的預算？答案是監事委員會區選舉。
在舊金山，左傾進步派候選人只需要在50萬選民中獲得35,000張選區選票，就可以贏得委員會席位，控制市政府，並發放資金。但那不是民主。
舊金山左傾進步主義的根源是什麼？
根源是法國。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帶領法國人，把全社會當作一個利益共享的集體，一個兄弟會。這種思想徹底拒絕了英美的古典自由主義，即自由市場（自然的無形之手）比任何人類的設計都能更好地組織社會的觀念。
對法國人來說，文明的定義是人類阻止自然力量控制人類生活，防止資本市場破壞文化、平等和博愛。法國人永遠不可能生活在不受監管的經濟中。
這就好比，將一個法國花園，樹籬經過精確修剪，就像是貴賓犬（比如凡爾賽宮），與一個似乎完全沒有規劃的英國花園進行比較。
換句話說，法國的文化是文化，而不是商業或民主。在法國漫長的戰爭、內部間諜活動、特權貴族和不可持續的民主歷史中，被壓垮的個人無處可去，直到新大陸的發現。最後，歐洲人終於可以不只是關注文化，比如食物、時尚、音樂、藝術，和哲學（以很少有美國人能夠欣賞的程度），因為新大陸還有機會。
在過去的250年裡，全世界的移民源源不斷地來到美國，以改善他們（和他們孩子）的生活。他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賺錢，儘管最終，他們意識到為什麼機會在這裡：美國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自由。這就是吸引獨立、負責任、富有冒險精神、自我激勵、創業精神的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
1933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將利維坦（Leviathan）這個龐大的政府猛獸強加給所有美國公民的生活，推動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實現法國政治所取得的成就：經濟平等，人們曾經擁有的這些自由被削弱了。
但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即使是歐洲社會主義，一個國家必須使用武力，至少，實行高稅收。
換句話說，要推翻羅斯福的新政，要扭轉美國的現狀（債台高築，政府控制下的自由），武力將再次是必要的。我們需要將美國帶回開國元勛給我們建立的原狀：從政府手中解放出來。
這是一個悖論：以自由的名義，用武力創造平等。左派的做法是，從國家的公立學校開始，在那裡給孩子們灌輸社會主義思想，就像在法國一樣，他們的師範學院（Ecoles Normales）的教師被說服加入共產黨，然後教學生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佳替代品。
在公立學校，教師工會和大學將美國所做的所有壞事（例如奴隸制）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而絕口不提在大多數其它國家發生的恐怖事件，或者美國對其它國家所做的好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衛歐洲，然後重建歐洲。
因為沒有適當的教育，今天的美國學生沒有愛國主義意識，也不了解英美民主歷史和文化。相反，他們被教導要拒絕他們的移民父母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這裡所追求的東西：擺脫政府之後的自由。
像俄羅斯、中國和朝鮮的學生一樣，美國學生也被洗腦，他們告訴他們的父母，他們是一個鄙視他們的國家的被邊緣化的受害者。
因此，「覺醒」（左傾激進）的美國後裔並不欣賞他們父母所追求的優越文明。他們沒有意識到西方文明（五世紀的雅典、一世紀的羅馬、18世紀的啟蒙時代）不僅僅是一種文化，而是人類向前邁出的進化一步，這一步將個人，而不是群體或其領導人置於社會的中心。
受教育程度低的「覺醒者」沒有意識到，正是西方文明給了他們社會、政治和經濟自由的基礎，他們才可以自由地批評自己的國家，並禁止任何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的言論，尤其是在大學校園裡，這是美國限制言論的中心。
他們也不欣賞文明是如何進步的：優勝劣汰，這就是為什麼幾乎在不知不覺中，歐洲移民到美洲勝出，並取代了歐洲大陸的原住民。來自沒有數學或科學的聲音文化的人無法與他們競爭。
今天的社會主義，是由於法國的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這些後現代結構解構主義的法國知識分子以他們的構想創造了法國。這使得舊金山成為左傾進步主義，這使得大多數美國大學，幾乎所有保守派教授都被解僱了[根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PBS NewsHour評論員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說法，保守派教授已經減少到1.5%]。
對於後現代文化相對主義者來說，邊緣化群體，包括無家可歸者，必須是自由的。這意味著沒有人有權告訴他們該怎麼做。
真的嗎？允許吸毒的精神病患者以「文化生活方式」的名義流落街頭？這太殘忍了。他們需要接受治療，或者被送到底特律的10萬套空置房屋中的一所居住。
社會有義務保護兒童免於目睹不潔、迷失方向的人躺在人行道上，不省人事，手臂上掛著針頭，等待死亡。社會不能簡單地坐等，沉迷於文化相對論背後的推理，這種推理導致無所作為。
社會不能沉溺於後現代主義的詞彙和詞語定義：象徵、話語、考古學、缺席和（phal）邏各斯中心主義。我們應該試著了解一下後現代主義的思想：無序、分類、崩潰的等級制度、表達方式和特權真理等等[見《法國人如何思考》（How the French Think）一書，2015年，蘇迪‧哈扎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著]。如果公民不理解那些彎彎繞繞的詞語或概念，我們就無法制訂公共政策。
儘管如此，後現代主義（即使是多元交錯的概念）並不是完全錯誤的，只是不能用於公共政策。如果考慮到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創辦美國（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公立學校時所給出的理由，將後現代主義用於公共政策就是侮辱社會。也就是說，作為未來公民的學生必須學會閱讀、做數學和了解歷史，才能認識到什麼東西對民主有威脅。
傑斐遜知道，美國史無前例的民主制度是脆弱的，開國元勛們創造的東西很容易喪失。這是一個沒有國王或王后的國家，政府規模很小，以至於公民不會知道它在那裡，每個公民，無論財富或社會地位如何，都擁有投票權（傑斐遜民主的定義）。
就美國民主而言，社會主義是對貴族計劃和領導的回歸，而這正是移民來到美國所要逃離的東西。一個自由國家轉向社會主義的程度越大，它消亡的程度就越深。美國正在消亡。
作者簡介：
大衛‧帕克（David Parker）是舊金山的投資者、作家、爵士音樂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與財富》（Income and Wealth）和《舊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討了政府、歷史和經濟領域的重要話題，提供了適時的歷史視角。他的文章發表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art III」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