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30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Milton Ezrati撰文／信宇編譯）俗語有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因果報應在受報者口中往往是苦澀的，然而卻總是能溫暖旁觀者的心。因果報應是無數短篇小說、電影和電視情節經久不衰的素材。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如惡霸、小偷、強盜等，通過各種手段占別人的便宜，卻在日後自己需要幫助時發現四處碰壁，人們會記住惡人的所有惡行。因果報應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惡人。
雖然這種因果報應的情節在各種藝術作品中表現得很好，然而在國際關係中卻很少讓人有如此直觀的體驗。這就是為什麼最近有關中共與澳大利亞兩國經貿關係的新聞如此令人欣慰。
整個故事還得從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十年說起。在那段時間，中澳兩國的貿易關係日益密切。這是一種自然發展的貿易關係。澳大利亞擁有強大的農業和採礦業，而中國需要澳大利亞提供這類產品。澳大利亞的煤炭和鐵礦石供應滿足了中國蓬勃發展的鋼鐵工業。澳大利亞的棉花滋養著中國城鄉遍地開花的紡織業。澳大利亞葡萄酒則成為中國數量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家庭餐桌上的佳餚。作為回報，澳大利亞人購買了中國龐大製造業的產品，從玩具到智能手機，再到組裝電腦。
及至2020年，中澳經貿關係對澳大利亞經濟已經變得極為重要。中國幾乎占據了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一半。可以說，澳大利亞經濟嚴重依賴於面向中國的產品出口。
2020年，為了響應國際社會的關切，時任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呼籲對新冠病毒（COVID-19）的來源進行國際調查，這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兩國關係突然破裂。中共領導人對莫里森總理的呼籲表達了強烈不滿。
不知是感覺受了冒犯還是感到受了威脅，北京決定利用人口規模優勢迫使堪培拉讓步。按照中共政權管理其經濟和人民時慣用的命令和控制方式，他們下令對澳大利亞進口商品徵收100%至200%或更高的苛刻關稅，以迫使堪培拉就範。澳大利亞企業突然發現自己處境艱難——他們必須迅速找到新的海外市場。
無論是農業、鐵礦石還是葡萄酒，澳大利亞企業的復甦過程都是痛苦的，且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用澳大利亞葡萄與葡萄酒協會（Australia Grape and Wine）首席執行官李‧麥克萊恩（Lee McLean）的話說，為了建立新的市場和關係，澳大利亞的各個產品供應商「挨家挨戶敲門，把鞋底都磨破了」。
在中共政權採取高壓行動後的幾個月裡，澳大利亞企業蒙受了損失，但所幸最終找到了中共買家的替代者。澳大利亞的煤炭和鐵礦石供應給了印度日益增長的鋼鐵工業。澳大利亞棉花則供應給越南蓬勃發展的服裝和紡織業。穀物生產商將產品運往更遠的地方，甚至在沙特阿拉伯找到了利潤豐厚的合同。葡萄酒商在北美和日本找到了替代消費者。據統計，2022年澳大利亞運往中國的葡萄酒已降至500萬美元，遠低於2020年的7.7億美元高位。
然而現在，中共經濟形勢已不復當年之勇，不再像三年前懲罰澳大利亞時所北京認為的那樣強大或彪悍。隨著中國對北美、歐洲和日本的出口不斷下降，中共領導層開始積極尋求培養新的貿易關係，並重振舊有的關係。因此，為了迎接澳大利亞新任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的來訪，中共政府正在討論放寬2020年對澳大利亞產品加徵的關稅。阿爾巴尼斯總理對此當然樂見其成，然而令所有相關政府人員懊惱的是，澳大利亞商界對此卻不以為然。澳大利亞企業的管理者們還記得中共三年前切斷其貿易往來時他們所面臨的艱難時刻。他們不願意破壞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新貿易夥伴關係，也不願意回到一個動輒採取脅迫手段的專制國家。
毫無疑問，澳中兩國之間的貿易將會增長，尤其是如果中共政權能夠落實並放寬三年前徵收的關稅的話。中國擁有一個規模龐大的消費市場，即使是最心酸苦逼的澳州商人也很難抵擋如此巨大的金錢誘惑。但是，除非澳大利亞的所有企業管理人員都嚴重失憶，否則他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重返中國，而且很可能永遠無法達到2020年的兩國相互依賴程度。
中共政權的高壓霸凌行為已經不是第一次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損害了。當年中共通過武力將菲律賓趕出南海地區，迫使之前頗為舉棋不定的馬尼拉政府在安全問題上選擇與美國進行更多的合作。
毫無疑問，中共在2020年對澳大利亞產品徵收高昂關稅，有助於說服澳大利亞在國防方面與美英等西方國家加強合作。中共政權不願意在貿易條件上妥協，使得美歐各國政府從基本上同情中國的旁觀者，變成了現在只能說是敵視中共的角色。人們本以為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中共黨魁和他在中南海的一眾高官會檢討他們此前的驕橫做法，然而種種跡象表明，他們似乎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紐約州立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簡稱SUNY）布法羅分校人力資本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特約編輯，亦是總部位於紐約的知名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入職Vested之前，他曾擔任Lord, Abbett&Co.等公司的首席市場策略師和經濟學家。他還經常為總部位於紐約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撰寫文章，並定期為《福布斯》（Forbes）撰寫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將到來的三十年：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2014）。
原文： Karma for the Beijing Leadership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