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3日訊】12月11日至12日，中共舉行年度例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風雨飄搖之際，當局仍舊高歌——「經濟回升向好，高質量發展紮實推進」、「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云云，但實在底氣、信心不足，又要求「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公開、蠻橫的封口禁言、鉗制輿論。
今年1月4日，蔡奇就在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部署「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但任何「宣傳」和「引導」都無法抵擋經濟寒風——諸如掩蓋樓市萎縮、股市幾次跌破3000點、對美元匯率破7、內需不振、出口下降、青年失業狂飆、外資撤退、內資外逃等等。而明年仍要接著唱，顯示當局的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當局這種蠢行，許多體制內的經濟學者都嗤之以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公開提到中國的資本市場相關制度還不完善、呼籲股民現在不要入市。結果，12月8日，他的抖音、微博、今日頭條等多個社交平台帳號被禁言和被禁止關注。
11月22日，在《財經》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李揚發表演講後，主持人提問：當前中國經濟的種種問題咱們的文件上也有，問題也都看到了，為什麼具體落實和執行就那麼難？ 李揚笑答「我不知道」匆匆下場，滿堂大笑。
而92歲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則在獲得2023網易年度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獎項的感言中說「我們現在其實還是面臨著很嚴重的爬坡的任務」，他11年前的一篇專訪文章「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被微信公眾號「冷簫推薦」再次發布，網民熱轉，最終微信原文也被刪除。
在「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一文中，吳敬璉指中國現在是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然而，中國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
不幸的是，11年的歷程表明，現任黨魁走的是後一條路，而不是重啟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議程，雖然也說要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的作用，實質上卻強化著國有經濟對一些重要產業的壟斷和政權對市場的過度干預。這是造成今天中國經濟困境的體制性根源。然而，本次會議對此沒有任何反思，當局仍喊「四個自信」、強調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一條死路走到底，徹底喪失了自我調整能力。
在體制性根源之外，造成今天中國經濟困境的，還有結構性因素和外部性因素。
先說結構性因素。當局對此有一定認識。2020年定調「十四五規劃」時（7月30日政治局會議），自稱：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2021年12月的世界銀行報告稱，結構性改革利於中國經濟向高質量增長轉型。今年2月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中國2022年第四條磋商報告中，呼籲中共開展結構性改革，加快房地產開發商重組。6月30日，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一是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二是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新先導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端結構性改革；三是以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化解防控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的改革。
但是三年來當局措施不力、政策空轉，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進展微弱，一些方面更趨惡化。例如，對房地產行業遲遲拿不出根本性方案，中國戶籍改革停滯，只在皮毛上出台一些支持民營經濟政策，沒有實質手段化解地方債和金融風險，而且許多政策空轉，難以落地。這次會議，也未提出重大的結構性調整方案，總的來說是虛的多、實的少。這次會議提出的「先立後破」，凸顯了當局束手的一面。
再說外部性因素。2023年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西方真對中共的「去風險」。首先是政府層面的。以美國為例。12月2日，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年度國防論壇上，點名北京是美國「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大威脅」，並強調「中（共）國不是我們的朋友」。之前，8月訪華之旅中，雷蒙多說「我從美國商界聽到越來越多說中國不適合投資，因為風險變得太大了」， 其中包括中共「沒有任何解釋的巨額罰款、修訂內容不明確的反間諜法，給美國商界帶來了衝擊；對企業的突擊搜查，這是一個全新層面的挑戰，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美國並出台了相應的政策，例如：8月9日，美國財政部發布禁令，禁止美國風投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投資敏感的中國技術企業，並要求就其它投資告知美國政府；10月7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對2022年芯片禁令的修改版本，更加嚴格地限制了中共購買重要的高端芯片，防止中方將人工智能（AI）芯片用於軍事發展。此外，美國還與日本、韓國、台灣組建「芯片四方聯盟」，和日本、荷蘭簽署芯片協定，劍指中共。
其次是經濟與人員交往銳減。（1）2023年前11個月，中方與歐盟、美國、日本、韓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等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進出口都明顯下降。例如，根據美國官方數據，今年前6個月，中國僅占美國商品進口的13.3%，這不僅是自2003年以來的最低數額，而且遠低於2017年的21.6%的單年峰值。（2）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7～9月國際收支顯示，外商投向工廠建設等的直接投資為-118億美元，這是自有可比數據的1998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而《華爾街日報》報道，截至今年第三季，外商連續六個季度從中國撤走高達1600億美元的利潤。（3）根據中共國家移民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上半年入境人員1000萬人次（包括外籍人員和港澳台居民），比2019年同期的3.4億人次，下降了97%，其中外籍人員入境人次僅為50萬，較2019年同期的1400萬人次下降了96%。另外，各國赴美簽證都已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可是中國赴美簽證2022年僅為2019年的10%。中國赴歐遊，目前僅恢復至2019年的1/4。
對此，中共憂心忡忡，一再高喊不脫鉤、穩外資外貿，不斷出台政策，如中共國務院8月13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24條」）， 中共國家網信辦9月28日發布了放寬數據跨境流通的提議（被認為是中共政權迄今對外國公司最明顯的讓步），10月18日中共黨魁宣布將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12月7日，又宣布要對上海實行制度型開放（《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等等。但有用嗎？中共育西方經貿關係逆轉已是擋不住的大潮呢。這次會議，對此也是無能為力。
綜上所述，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4年工作重點明確了24項，但對導致中國經濟陷入困局的體制性根源、結構性因素和外部性因素，或者迴避，或者虛張聲勢不敢觸及實質問題， 中共的經濟政策能力（包括政策制定能力和執行能力）極其低下，2024年的中國經濟根本無法走出困境。現任黨魁及其班子在2024年恐將面臨空前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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