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要外賣小哥「感恩黨」,中共真夠無恥

【2024年06月20日訊】哪裡人多,行成了群體,中共的黑手就會伸向哪裡。越是人多,越是如此。

這不,日前,中共市場監管總局印發文件,明確要求加強新業態、新就業群體黨建工作的決策部署,認真做好網約配送員群體黨建工作,引導從業人員「聽黨話、跟黨走」。

更可恥的是,文件還要求引導網約配送員「感黨恩」。

此消息一出,微博和X(前推特)上一片譁然。

據Newtalk報道,中國網友紛紛留言質疑:「市監局實在沒活幹就去送外賣吧,這寫的都什麼東西」「什麼時候強制給外賣員買五險一金再說吧」「辦實事不行嗎?」「有特供食品、體制內工作、上學和醫療享受特別待遇時,黨有沒有想到這些網約配送員?」「外賣員本身就是被排擠、被盤剝的群體,還要他們感恩,還有沒有天理?」

所謂網約配送員,就是我們掛在嘴邊的外賣小哥。

為何我說中共要求他們「感黨恩」很可恥呢?

因為中共於外賣小哥不但無恩,而且正是因為生活在中共國裡,他們的生活才會那麼悲催。

近年來,隨著大陸失業率高企,大量失去工作的人湧入外賣行業,外賣小哥的數量急劇膨脹。據悉現在全國的外賣騎手數量約為1300萬人。以美團為例,從2020年到2022年,騎手人數從470萬增長到624萬,增幅達到32.8%。而到了2023年,美團騎手總數已經超過了700萬人。

論收入,外賣小哥比大多數打工者都高。但外賣小哥卻活得很苦,活在社會鄙視鏈的最底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外賣小哥工作環境艱苦,無論颳風下雨還是嚴寒酷暑,都得在露天奔波,工作時間又長,而工作危險係數卻高於一般職業,福利待遇就更差了,還得不到社會應有的尊重。總之,付出與收入嚴重不成比例。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往往都是在找不到其它工作時,才被迫去送外賣。

2022年,臨沂大學文學院教師邢斌兼職當了一個月的騎手。

他在《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一文中,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講述了外賣小哥真實的生活。如果用一個字來概括他們的生活,那就是「苦」。

怎麼個苦法?

文章說,美團把騎手分三個等級。核心是美團專送,職業騎手。他們每天九點打卡上班,晚上九點下班。埋頭跑系統推送的單子,每單3~4元。都是優化過的好單。取餐處集中,派送處集中,派送距離短,派送時間短。就此而論,比別的騎手相對輕鬆一些。但不好處是不准請假,每個月只允許休息四天,哪天休息得提前一星期報備,越是颳風下雨下雪越要求準時派送。每天必須幹12~14小時,一個月必須幹26~28天,平均能掙6000。特別拚命的能掙8000多,都是市區60碼逆行闖紅燈拿命換的。

專送很苦,但業餘送外賣的眾包騎手更苦,處於最低的第三級。送一趟單價低30%,單子都是專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遠,要麼就是要去沒有電梯的搬遷小區爬六樓送上門。好單很難搶到(上兩層有60-30秒的提前搶單優先權)。眾包工作時間更長,更危險,掙得更少,不聽話就被「針對性」禮送到沒有訂單的邊緣地區。好處是不想幹就回家躺著,沒人強迫你掙錢。我了解的一個外賣哥,每個月能掙7000 (每天幹15~16個小時,一個月一天不歇)。

如果騎手出車禍了怎麼辦?

文章說,每天扣的3元保險(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給保險公司)提供最高6000塊錢的傷亡保險。不夠了,縣區運營商承擔。還不夠治病,縣區運營商直接跑路,你起訴都找不到人。起訴城市的運營商都起訴不了,外賣公司總部根本起訴不著,因為都是「勞動外包」,它把自己早隔離出去了。這種重大傷亡事故,據了解城區每個月都有。

猝死,外賣公司總部所有階層的管理都不會——按照他們的條款,這與外賣公司理睬,總部毫無關係,起訴都是白花錢。全國起訴的都沒一個贏的。

那麼,在國外送外賣也是這麼苦嗎?

非也。作者說,他查證了國外快遞業的具體情況。日本送一單起價是32元(人民幣),北美送一單起價是6美元。所以國外讓外賣送到家是很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國內的2~3倍,北美也是國內的2~3倍。但底層勞動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國內的8~12倍,北美是國內的10~15倍。)而且,國外的通例是雙方都可以差評投訴:騎手被差評五次,要暫停工作重新培訓。顧客被騎手差評五次,會被系統封號一年,不能再點外賣,必須自己去取。雙方如果投訴,系統提供的都是真人接聽電話,2~6小時反饋意見。調解不了,騎手和顧客都可以拿著證據去法院起訴,也可以起訴公司。像起訴公司「違規罰款」「歧視」這種官司,打贏了一輩子就財務自由了(一般都會收到公司錢庭外和解)。因為那些工會,不是一般的厲害,是非常非常厲害。​而我們這些外賣總部的管理系統,與剛才說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較,內核完全不同。

在講述完外賣小哥的生活實況之後,作者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究竟誰在阻礙我們過上有最低體面水準的生活?」

作者沒有給出答案。之所以沒有給出答案,我想不是他不知道答案,而是在大陸當下的高壓環境下,他沒法說出真實的答案。

試想,同樣是送外賣,在中國送外賣與在發達國家送外賣境遇卻迥然不同,中國的外賣小哥活得比發達國家的同行要苦很多,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差別,這跟社會制度、跟什麼人當政和什麼人管理這個社會難道沒有關係嗎?肯定有關係。換句話說,作為當政者和管理者的中共,對外賣小哥的生活困境難咎其責。

可是,中共不但不反躬自省,向社會謝罪,反而還要外賣小哥「感恩黨」。古今中外,有幾個執政黨無恥到這種地步的?!

說無恥都輕了,準確說是無恥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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