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02日訊】二０一三年五月二日，美國加州有一場五百名金融顧問和投資者參加的會議，演說者是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的英國歷史學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在演說後被問到有關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當場表示「凱因斯的世界觀很自私，他是社會中的『無能』成員，他沒有小孩，也沒有打算生小孩，因為他是同志；凱因斯雖然曾與一名芭蕾舞者結婚，但他大概寧可和妻子討論詩歌勝過繁衍下一代。」此語一出，全場聽眾鴉雀無聲。
失焦的新聞報導
在場的《財務顧問》（Financial Advisor）雜誌記者柯斯提隨後報導弗格森的談話，指出，「弗格森顯然認為，假如你沒有生小孩或是同志，就不會在乎未來世代或社會發展，簡直是把迫害同志發揮到新的極致」。
StreetTalk Live網站記者羅伯茲也報導，弗格森似乎暗示，凱因斯的經濟理論有問題，原因就出在他是沒有小孩的同志。弗格森認為，「長期而言，我們並沒有死，因為我們的子女就是我們的後裔，而正是凱因斯的經濟理念讓我們陷入目前的問題」。
其實，弗格森的原意應是「長期而言，我們的子女和孫子女等後代依然活著，他們必須面臨我們經濟行動的後果」。但他不該在接受提問時暗示凱因斯身為沒有小孩的同志，所以不在乎未來，「這是雙重的愚蠢」，因為沒有小孩的人也同樣關心未來世代，而且他竟然忘了凱因斯的妻子莉蒂亞曾經流產。
真的是很不幸，這個事件的焦點被引到「凱因斯是個沒有小孩的gay」，由而對同性戀者的歧視之上，而將「凱因斯理論是短期的、沒有明天的」這個重點忽視，模糊掉了，有必要再扭轉回來，特別在美國「量化寬鬆貨幣」（QE）政策退場傳言四起，全球股市如雲霄飛車似的在大幅震盪之際（二０一四年），更應嚴肅看待。
工資物價向下僵固
我們知道，凱因斯理論是在一九三０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出現之後興起的，當時全球經濟崩潰、到處都有人失業，「供給遠大於需求」普遍存在各個市場，讓過剩的供給快速消除才能解決問題。如果市場機能或價格機能得以順利運作，「市場價格下滑」就能讓「供給量減少、需求量增加」而化解難題，可是當時的價格卻出現「僵固」、而且是「向下僵固」，最顯著的是「工資向下僵固」，如此一來，「價格機能」也就運作不了，於是「市場失靈」被高高舉起，而供需失衡乃無可避免成為一般狀態。
既然無法經由市場價格機能彈性運作來產生需求，凱因斯乃提出「由政府創造需求」，而且還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也就是實實在在的需求，不是空口說白話，也不是只畫在牆上的需求。於是政府踏上經濟舞臺當主角的時代揭開了序幕，「總體經濟學」在凱因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簡稱《一般理論》）問世下誕生了，不旋踵紅遍全世界，而政府以財經政策精密調節（fine-tuning）經濟乃被認為理所當然。
雖然凱因斯的《一般理論》被產權經濟學名家張五常認為艱澀難懂，卻有不少學者予以闡述，也產生了一些博士論文，其中最有名的是希克斯（J. R. Hicks, 1904~1985，一九七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他以簡易的45。線與「總合支出線」模型加以闡述，竟然發展出迄今還是主流的「總體經濟學」之基本模型。
凱因斯理論誕生
在此模式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經由「支出」或「總合需求」的增加，立即能夠達到充分就業。這個模型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為「乘數效果」；一為由於強調支出的重要，竟然出現「節儉矛盾」的鄙視「儲蓄」之後果。乘數效果在晚近被嘲諷成「掘地」或「挖洞」理論，亦即當失業人數眾多時，政府集合這些人排成一隊，給第一位一支鏟子在平地上挖洞，「工作」告一段落，亦即挖了一個洞之後，政府給予報酬；而後將鏟子交給第二位，他的工作是將第一位挖出的土再填回該洞穴，完工之後也由政府發給報酬；第三位接過鏟子後再將該填入的土挖上來，第四位再把土重新填好，依此類推。重複挖土工作之後，不但這些失業者都得到了工作，而且他們領取報酬後又進行消費。這些報酬經過消費行為一再轉手之後，乘數效果就出現了，結果是：政府所支出的數額竟然「創造」了「倍數」的所得。
政府支出的財源可以來自「信用創造」，也可以來自「稅收」，這也就是政府得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節景氣的最根本理論基礎。這項「有效需求」藥方的出現，最初是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因而都強調政府扮演增加支出的角色，推而廣之，逐漸演變成政府彌補民間消費支出和投資之不足，進而經由主動從事投資來「引導」民間消費的現象。這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內需」之說法，（必須注意的是，信用擴張易引發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則有排擠效果及無效率、浪費、貪汙舞弊情事）。至於重視有效需求導致「敵視」儲蓄、則衍生出政府強力維持「低利率」以刺激投資的政策。但由於儲蓄的「低利」或「無利」可圖，人民的儲蓄意願受到打擊，投資所需的資金乃轉由政府「創造信用」來挹注。此種通貨膨脹方式的創造需求政策，終於埋下一九七０年代「停滯膨脹」的禍因。
詭異的「節儉的矛盾」
為何會有「節儉的矛盾」和「敵視儲蓄」？原因就在凱因斯理論不談時間，也就是只有當下的極短期，由所謂的「凱因斯所得恆等式」就可清楚、明白。以算術式可表示如下：
Y=C+I+G+X-M
式中，Y為國民所得或GDP或產出，C為民間消費，I為民間投資，G為政府支出，X為出口，M為進口。這個式子衍生出很重要的政策意涵，譬如，將此恆等式變為因果關係式，等號右邊各因素為「因」，等號左邊的Y為「果」，於是得出C、I、G、X增加，則Y將增加，M增加則Y將減少，而C的比重最高，因而刺激消費最能促進Y提升。我們知道，減少儲蓄能增加消費，故儲蓄越多，消費越少，Y也將減少。其次，I與利率呈現負向關係，壓低利率可激勵投資，因而低利率政策應採行。第三，（X-M）愈大，Y也將愈大，所以（X-M）不但要正數，數值還要高，由而促進出口，縮減進口，甚至於「一切為出口」的新重商主義乃大行其道。
對於凱因斯輕視儲蓄，已故的蔣碩傑院士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刊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的《經濟前瞻》季刊（現為雙月刊）的〈海耶克與貨幣理論〉一文中說得很清楚，蔣先生寫道：講到儲蓄對社會的效果，凱因斯說：它對社會可說一無功效，它只會將商品的需求減低，使它們難以出售，而它表面上提供的可投資的資金（Investible funds）則會落空；因為儲蓄的增加，必然使商品的銷售減少，因之售貨商人他們自己的儲蓄，必將減少。總結起來，整個社會的儲蓄，未必因一部分人的儲蓄意願的增加而增加。凱因斯還利用國民所得會計來辯論說：因為國民所得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而消費又依定義等於所得減儲蓄；以之代入國民所得之公式，則吾人即可獲得『儲蓄與投資必然相等』的驚人結論。這一段詭辯，震驚了舉世的經濟學者。難道我們真的不必費吹灰之力，不經由儲蓄就可以有了鉅額資本，使任何國家富強起來嗎？這要是正確的話，世界上不應再有任何貧窮的國家了。可是事實上，非洲及拉丁美洲、甚至亞洲的貧窮國家，為什麼會越來越窮呢？這個啞謎，讓世人絞盡了腦汁才能識破，原來據羅伯森（D. G. Robertson）教授精心指出，凱因斯所引用的國民所得的會計原理（即『國民所得總額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此一公式，只適用於同一時段中的統計數字。而吾人日常所謂以儲蓄資金融通投資的行為，乃指以前一時段中的儲蓄（即上一時段中的所得減去本一時段中預定的消費支出），來融通本時段的投資支出。在考慮這種投資的融通行為時，凱因斯所用的國民會計公式中的儲蓄，就毫無意義了。但是就因為他揪出了這麼一個毫無實際意義的儲蓄，竟使經濟學人困惑了好幾十年，使人將一向被視為一種社會美德的『節約儲蓄』，一變而被視為阻礙搶救失業與不景氣的自私自利的行為了。
其實，這都是他將儲蓄與投資定義為同時的數量，而忽略了實際的動態經濟中，它們在時間上先後順序關係的緣故；只有將時間的差別及順序排入，我們才能看出它們的成長與伸縮。事實上，在一九三七年，也就是他的《一般理論》出版後不到一整年，凱因斯就已經覺悟到儲蓄與投資的正確處理，必須有時間順序了。他在和瑞典經濟學者歐林（B. Ohlin，1899~1979，一九七七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之一）辯論的時候，他已經瞭解，當一個投資計畫到資金市場尋求融通的時候，這投資計畫通常尚未開始執行，而它籌措的資金則必須是已拿到手的、即已經完成的儲蓄；至於他自己所倡導的所謂『一切投資都會自動的因為〔乘數原理〕（multiplier principle）產生與其等量的儲蓄』的驚人理論，那只是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籌措資金的當時是借不到手的。所以當上一期已完成的儲蓄不足以融通這一期的投資需求的時候，其差額除了讓利率的上升來消除之外，就只有靠國外資金的流入，以及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儲蓄者所提供的舊有貨幣了。
凱因斯早已告訴我們後果了
之所以將蔣先生的文章做完整的引述，因為蔣先生在倫敦政經學院攻讀博士時，即發現凱因斯理論的破綻並為文批評，特別對「輕視儲蓄」期期以為不可，他的這個說法最具權威，畢竟人不只活一時，也不只一世，而是代代相傳永永遠遠，不但有「無數的明天，還要明天更好」，但「沒有儲蓄就沒有明天」，而當今凱因斯理論深印世人心中，尤其決策者奉為圭臬，難怪今天經濟風暴、天災人禍沒完沒了！
不過，由凱因斯提出的「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名言可知，他早已明示，他提出的是「短得不能再短」之理論，採用它就只能「活在當下」。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