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5日訊】1949年中共南下後，陸續占領了華東、西南、中南等地區，而這些地區在1950年卻幾乎同時爆發了「匪亂」，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而在這些地區出現的「征糧」、「春荒」、「人民幣貶值」又跟「匪亂」有什麼聯繫呢？《征糧、「春荒」與減租退租：對土地改革的再認識—以1949-1951年中南區為中心》這篇文章為我們揭示了其中的緣由。
中共在中南地區持續不斷的征糧
1949年，在華東、中南、西南等中共新占領區，因大批軍隊進駐，籌糧、征糧成為第一要務。以江西省為例，中共二野第4兵團和四野第15兵團自1949年4月進入江西，6月23日，中共軍方就聯名省政府下發了「關於籌借糧食柴草」的通知，稱「惟因部隊所需糧草，不能缺少，而今年新公糧尚未及徵收」，因此要求鄉村中的地主、富農、佃富農，及有餘糧的中農給以籌借。
同時江西省還發動城市金融工商業界進行臨時借款借糧，全省各大城市預計借款達52億元，僅南昌市的籌借任務就有大米80萬擔，人民幣4億元，交糧期限為6月28日前，而糧款將在之後的工商稅收中抵還。
借糧借款之後，緊接著又開始了1949年的秋季征糧工作。中共為了擴大徵收覆蓋面，只有個人全年糧食收入低於150斤的才免徵稅，這樣征糧的覆蓋面就達到了80-90%的人口。貧農只負擔基礎稅率，一般的負擔率約為糧食收入的5-8%，而地主在基礎稅率之上還要負擔累進稅率，有的地主的負擔率竟達60%。
可以看出，征糧收入的大頭是來自於地主的累進稅率。1950年1月，中南局轉發了《江西省委關於糾正和防止征糧中逼死人等錯誤的補充指示》，說的就是有些地區為了完成任務，有意提高階級成分，還出現逼死人的現象，但這個指示中對於地主富農等需繳納的累進稅率，卻沒有任何減免的措施。
在實際征糧過程中，籌借、征糧之外又三番五次的加征，農民負擔沉重。因此不斷出現強制征糧的現象，如南昌縣「在征糧過程中……共吊打30人，綁6人，扣149人，死1人，戴高帽子遊街4人。」該縣在1950年前三個月處理的犯人中，抗糧犯就占了36%之多。
征糧造成「春荒」與「匪亂」的發生
陳雲曾說「去年新區的秋征公糧數目，如果以國民黨秋征田賦一項來算，則國民黨的田賦征糧少，我們秋征公糧的數目大，且是一次徵收」，指出共產黨在徵收公糧上對人民的盤剝遠大於之前的國民政府。
他還說，「去年（1949），整個說來，我國的農業收成還不算壞，但災情是嚴重的。」這裡所說的「災情」並非指自然災害，因為農業收成還不壞，而是指1950年春天，因青黃不接、沒有飯吃而引發的「春荒」。
中南區1950年春荒非常嚴重。「部分地區農民在年前就已經開始吃糠、吃觀音土，個別地區並已發現餓死人的現象。」
鄧子恢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稱，「目前湘鄂贛三省災情還很嚴重，湖南災情，中央已經知道，湖北災情更有過之無不及」僅湖北黃梅一縣，許多災民死亡，另有大批流亡湘贛的災民至今尚有一萬餘人未回，極可能死於流亡途中。
1950年春，河南省也發出請求，「有300萬人口以上地區貧中農麥收之前絕糧，要求救濟。」
湖南省委在3月5日發出的一份緊急指示中，就指出「饑荒幾遍及全省，各地區25%以上的貧雇農及手藝工人處在缺糧斷飲的情況中」。
1950年5月，《江西日報》社論稱：「現在各地，一般均有20%-30%的人口，缺少一個月至兩個月的口糧。」 江西的南昌、九江和鄱陽三個分區，已發現餓死人現象。
中南局承認「今年中南區人民的公糧負擔……就戰後條件講，還是相當重的」。
鄧子恢認為關鍵在於「半年來我們更多的注意向群眾要東西，而很少給予群眾東西」。這正說明了饑荒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新政權為解決財政危機，從民間大量汲取財富，卻帶給民眾普遍的貧窮和飢餓。
因此，1950年2月中旬開始，中南地區各省都出現了反對征糧、暴動搶糧、破壞倉庫等事件，農民提出的口號是：「反征糧」、「開倉濟貧」、 「抗糧抗兵」、「想吃飯找倉庫」 、「要飯吃，要報仇」。
可以看出，中共的倉庫裡有糧食，但農民的家裡卻沒米下鍋，因此，參與搶倉庫搶糧的都是些普通群眾，目的只是為了活下去。據不完全統計，1950年1月至3月，中南地區所謂「匪特」襲擊地方政府和搶劫糧倉達150多次。
1950年1月23日，湖南南縣的一場大規模抗議就是因為征糧和外運公糧問題。群眾提出了十七個談判條件，主要有「停止征糧；糧食不准運走；救濟災民；征糧中壞幹部交他們公審處理；要求政府承認這次叛亂是合理合法的群眾運動；保證征糧中逃亡的地富回家無事等。」
1950年3月，中南局在給廣西省委的電報中，也明確指出：「廣西匪情嚴重與農民缺糧、缺種有直接關係，不適當解決農民最急切的糧食問題，要剿滅廣西匪患是不可能的。」
這就表明，中南局也清楚知道，此時的所謂「匪亂」與普遍的饑荒直接相關，甚至可以說是饑荒的出現激起了這次「匪亂」。
人民幣貶值直接導致糧食危機
據刊載於《學術界》2012年10月的《上海商人、人民幣貶值與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文中介紹，1949年即中共建政之初所出現的物價上漲與人民幣貶值，主要是由於中共過量發行人民幣導致的。
薛暮橋曾說過，1949年曾發生四次物價大波動，原因是「連續進行了平津和淮河兩大戰役，並且積極準備渡江戰役，財政開支大大增加」，「到4月底，人民幣的發行數量比1月底增加近4倍」；7月份「人民幣的發行比過去增加的更快」；「到10月底，人民幣累計發行增至1.1萬億元，比7月份（2800億元）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萬億元，比月底增加6倍多。」
陳雲在談到1950年人民幣發行計劃時曾說，「到1950年12月底發行總數將達10萬億元。如以1949年12月底發行總數2.67億元計算，則明年增發鈔票將達3倍，因此，物價也有可能上漲3倍。」
可見，中共的經濟政策有意使人民幣的發行速度飛速增長，目的是為了應對「財政開支大大增加」。而人民幣發行的倍數，恰恰就是物價上漲的倍數。
貨幣發行過量直接導致貨幣貶值，使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幣購買力下降。換句話說，這等於是中共通過有意超發人民幣，將老百姓手中的物資換成了迅速貶值的人民幣，最終結果就是中共用很低的價格「買走」了老百姓的物資，以此來彌補財政赤字，為軍隊補充糧草。
陳雲1950年2月1日說，人民幣從開始發行到1950年1月，共發41000億元，按發行時物價計算，總價值214億斤小米。但貶值後卻只值49億斤小米了，也就是說，在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中損失掉了165億斤小米。
陳雲認為：「一年之內，人民就損失了這一極大的數字。這是人民生活水平低的一個具體材料，這樣下去人民將難以維持生活。」
中共依靠發行鈔票，蓄意將人民手中的人民幣貶值了3/4，相當於從人民手中巧取豪奪了165億斤小米。
儘管如此，當年的財政赤字還有210億斤小米，這也要讓人民來承擔，主要通過整理稅收和發行公債解決。因此1949-1950年間，即使沒有徵收公糧的負擔，僅憑人民幣發行、整理稅收和發行公債，中共就從老百姓手裡拿走了約375億斤小米。
採取「減租退租」手段逼地主退糧
1950年春荒中各地出現了「地主無興趣，農民不下肥」的情況，中南局1950年3月1日所發的一份指示中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其一，地權不定，群眾生產情緒低落；其二，糧價高漲，農民缺糧缺種，無力加工施肥；其三，各地農民要求借貸公糧，甚至搶分公糧，阻止公糧出境，組織群體暴動。」
這種情況下，本應該是政府應該起到作用，賑災救濟的時候，但正是中共的征糧和人民幣貶值造成了嚴重的春荒，因此中共無論如何不會發放糧食給災民的，反而說：「國家的公糧，在國家財政上另有重大的用途」。正像河南農民流行的口號所言：「八路軍真奇怪，倉裡有糧叫咱吃野菜」。
中共是怎麼解決的呢？自然還是沿用多年來的鬥爭手段，根據之前中原區、華中局已有的以「減租減息」與地主鬥爭的經驗，中南局指示，「克服危機的關鍵，是依照減租減息條例，迅速地開展退租運動，只有領導農民向地主退回去年應減未減的租糧，才能解決農民缺糧缺種的困難，使農民有力量進行春耕生產，才能幫助災區難民渡過春荒，不誤春耕。」 很明顯，中南局已把減租退租運動視為「解決當前春荒，保證春耕生產，最現實、最主要、最有效的辦法」。
事實上，在1949年被徵收高額階級累進稅率之下，地主富農的負擔是非常重的，基本都在50%以上，有些收不到租的地主甚至超過100%。
1950年3月，中南局兩次發出相關指示，並在《長江日報》連續發表五篇社論，要求各地迅速開展減租退租運動，以解決春荒農民的口糧種子問題。
這場減租運動的結果是，中南全區「共退租谷10億餘斤，貧苦農民有了飯吃，不誤農時完成了春耕」，後來這種經驗普遍在中共新占領區推廣，1951年的春荒中也照此辦理。
結語
1949年，中南區民眾甫一被中共「解放」，就立即領受了中共的支前糧草籌借、人民幣貶值和公糧秋征的經濟壓榨，這也是1950年春季各地普遍饑荒嚴重的原因。而1950年的減租退租運動，實質上是通過階級鬥爭，再一次擠壓地主富農階層，來救濟1949年負擔過重的農民。可見中共在其新占領區所推行的「均貧富」的共產政策，其實是讓所有人都處於吃不飽餓不死的「共貧」狀態。
當時多地的情報均反映，「新區農民已有很多不向地主交租，地主亦不敢向農民要租，而今年征糧又向地主徵得比較高，因此，據說有不少地主將所有收到的租谷全交公糧還不夠，或根本無法交公糧。」
因此，中共新占領區的地主普遍要求提前土改，想趕快把土地脫手。然而，中共中央卻認為不能這樣做，因為這會「影響征糧任務的完成」。因此中共堅持新占領區在1950年秋以前不進行「土改」，因為只有對地主富農階層進行進一步的壓榨，才能將糧食更多地收回到中共的倉庫中來。
中共高層的盤算是，如果農民不向地主繳租，中共就沒有理由向地主征基本稅收之外的高額累進稅，就無法獲得高額累進稅的進項。而對農民僅徵收基本稅收，必將損失極大部分的公糧收入。可見，中共關心的是將糧食儘可能多的收入政府囊中，而並非為農民謀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