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人士:擺脫中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前提

【記者郭小卉採訪報導】「六四」三十五週年前夕,著名民運人士徐文立指出: 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需要擺脫共產黨的統治。

近日,中國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徐文立,接受了大紀元的採訪,談了他對「六四」之後,35年來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

徐文立,中國安徽安慶人,1978-80年民主牆運動的參與和組織者。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他說,追懷「六四」,首要是追憶在北京和各地失去生命的市民和學生。最值得懷念的是,這些年輕學子和各地市民,他們為了理想,不惜生命,這是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的。

對「六四」的回顧與反思

徐文立指出,「六四」期間,共產黨試圖操縱輿論,個別學生領袖其實是中共黨員,是為滲透進運動而來。然而,不能忽視為民主運動獻出生命的學生和市民。探討「六四」的發生原因和嚴重性,至關重要。應特別記住為中國民主自由獻出生命的烈士。當然,揭露毛澤東的罪行最重要,後來的運動更多地集中在批評鄧小平。

徐文立說,雖然「六四」運動是學生發起的,但如果沒有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官倒流行、物價飛漲、搶購風潮泛濫全國,也不會有如此規模的民眾走上街頭。「六四」是自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全國各大城市都有民眾集會。

徐文立認為,只有讓人們既批毛澤東,又評判鄧小平,才能認識到是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導致貧富差異越來越大,官倒問題日益嚴重,這是無法忽視的。只有了解了全面實際情況後,人們才知道,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人民生活最艱難的時期,信息不對稱導致大多數人對真相知之甚少,中共對內部情況的嚴格封鎖,加劇了這一現象。因此,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批判都是合理的。

政治環境的變化與民主運動的發展

首先,徐文立強調,中國內部的政治環境惡化,當前的民主運動與1978年甚至1989年的「六四」相比,方式和方法有很大不同。習近平主政後,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和封鎖更勝以往,甚至超過了毛澤東。

其次,他談到,更多的中國人接受了普世價值觀,這是經濟改革不可避免的結果。儘管政治環境惡化,但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在中國社會中依然瀰漫。因此,觀看中國大陸製作的一些電視劇,也能更好地理解這種價值觀的普及。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基礎性的位移」。

徐文立說,傳統的知識傳播渠道很有限,大多數人只了解到一些片面的說法,儒、道、釋之國教,也未必有利於人們了解真相。相比之下,清末才倡行的「小說教」,特別是在宋朝之後的中國文化傳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過千百種地方戲和說書等方式,人們對中國文化、倫理有了更多了解。

對於民主運動,徐文立認為,需要保持樂觀態度,儘管進展緩慢,但中國社會正逐漸朝著尊重人權、民主自由的方向發展。

言論自由與領導力的挑戰

徐文立強調,當今的中國社會仍然缺乏言論自由,而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儘管中共政府採取了各種手段,來限制言論自由,但仍然有人試圖突破這種限制,這是一個緩慢而持續的過程。對於中共政府來說,言論自由是一個令它頭疼的問題,因為在互聯網的存在下,封鎖網絡變得更加困難。然而,互聯網的存在也促使言論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發展。儘管中共政府試圖控制一切,但現實是,他們無法完全掌控言論自由的發展。中共只要不全面封網,「網路反對派」就層出不窮、消滅不了……

徐文立指出,當年學生運動缺乏正確理論和堅定的領導,沒有成熟的政治集團指導,這導致運動難以進退自如,可能會出現誤判。個別所謂的學生領袖,實際上是由共產黨培養的,他們被派到運動中扮演角色。在監獄中,徐文立親身經歷了這一切,感受到了領導組織的不足、缺乏強有力的領導組織,導致了運動的失敗,甚至可能導致被武裝鎮壓。

「雖然我當時明白形勢,但我仍然感到焦慮和無助。」徐文立強調說,「1970年10月1日,即使我領導了一次『星星美展遊行』,但我對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仍然感到擔憂,因為我認為,鎮壓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共產黨釋放了一些民主人士,部分是為了緩和國際壓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真正覺悟,他們仍然會繼續壓制異議人士。」

擺脫共產黨統治的必要性

徐文立最後指出,中國共產黨通過在「支部建在連上」來控制思想,共產黨員在各級組織中擔任眼線,掌握情報。這種網絡控制著整個社會,阻礙了中國的思想解放。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需要擺脫共產黨的統治。

他鼓勵中國國內的年輕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和決心,不被任何困難所阻擋。81歲的他依然在關注中國的變化,因為他堅定的信念不容他懈怠。對於現在的年輕人,徐文立還想說,中國必須成為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否則不可能實現民主,並且鼓勵有志於民主運動的年輕人,承擔起促進中國正常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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