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09日訊】
哈維默得獎的猜疑
當由外電得知一九八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挪威籍的哈維默（Trygve Haavelmo）教授獨得的當時，心中頓覺一片茫然，因為大家所談論的熱門人物都落選了。不過，與一九八八年阿雷（M. Allais）教授得獎時，對之猶如一張白紙不同的是，我們當時已確知哈維默是位經濟計量學家，於是理應在有關的經濟計量教本中可以容易的發現其貢獻，至少也應有偉大的定理之類的非凡成就在。但是，一連翻開數本計量書，卻無所獲，最後終在一本頗為流行的計量教科書中找到很有限的資料，共有四個地方出現哈維默教授的名字，而被提及的作品卻僅有兩篇，各為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的著作。如此一來，我們難免狐疑，是否這兩篇是劃時代之作，或是尚有其他的重要「非英文」作品。由於一九八八年的阿雷教授，在找到有關資料後，才發現他的學術成就不凡，只是以英文寫作的著作極少，乃不為人熟知。也許哈維默也有相同情況，為了打破謎底，乃求證於《經濟學名人錄》和《保羅格瑞夫經濟學辭典》。
哈維默教授的生平及學術貢獻
奇怪的是，《經濟學名人錄》中漏掉了哈維默教授，還好，《保羅格瑞夫經濟學辭典》裡有山德默（A. Sandmo）所作之簡介，這篇不到一頁的介紹文中，很扼要的將哈維默教授的生平和學術貢獻清楚的呈現給讀者，本文謹根據該簡介，先作哈維默的生平及學術貢獻之摘要，之後再陳述個人對於其得獎之感想。
哈維默教授於一九一一年在挪威的斯克德斯默（Skedsmo）出生，一九三三年由奧斯陸大學畢業後，即加入由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瑞希（R. Frisch）新創的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助理，在一九三九年得到洛克斐勒獎學金赴美深造，於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一九四一年提出畢業論文，題目是「經濟計量學中的機率方法」，該文修正稿出版於一九四四的《經濟計量學期刊》增刊中，成為經濟計量學重要文獻之一。
畢業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並於二次大戰期間曾任在美的挪威政府貿易代表，戰後於芝加哥大學的「考列斯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待了一年，於一九四七年返回挪威，次年擔任奧斯陸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而在一九七九年退休。
哈維默教授的學術生涯可劃分為兩個時期，而其在學術上的貢獻也可分兩大方面，各在這兩個時期分別展現。前個時期是在美國的歲月，專攻經濟計量學，這也是他成名和榮獲諾貝爾獎的領域。當他回到挪威後，就將主要的興趣轉至經濟理論方面，同樣也得到很高的成就。哈維默的主要著作並不多，山德默只選出七篇文章，以及兩本書，而其在學術上的貢獻也都見於這九種著作中。我們以下即分兩方面，簡介其學術貢獻。
在經濟計量學方面，一九四三年在《經濟計量學期刊》上的那篇〈聯立方程式體系之統計含義〉，是將單向因果關係帶向加入「反饋」效果的聯立方程式之劃時代大作，使原先需將某些重要變數控制住，且將其他關係分離的「不切實際」之單一方程式及複方程式模型，進步為「事事都相互關係」的聯立方程式模型，對於往後十年在這方面的發展，作開路先鋒式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出現於《經濟計量學期刊》增刊中，改寫自其博士論文的〈經濟計量學中的機率分析法〉大作，將經濟計量學奠基於機率理論上。就只這兩篇一九四０年代的經濟計量學大作，以及一九四七年的兩篇應用這些計量方法的有關邊際消費傾向和糧食需求的實證研究，就奠定了哈維默在經濟計量學上的先驅地位，也使得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主席林貝克讚其為「現代經濟計量學之父」。
在經濟計量學上大放異采之後，一九四七年哈維默回到挪威，深深體認到作為一個經濟計量學家，不但要精於計量技巧而以實證來檢定經濟理論，尚需具有紮實的基本經濟理論，於是乃潛心於經濟理論的研究。哈維默的此種心路歷程見諸於一九五七年那篇「經濟計量學會」會長演說詞（一九五八年刊於《經濟計量學期刊》上）。
綜觀哈維默在經濟理論上的貢獻可歸為三項：一為成長理論，二為投資理論，三為平衡預算乘數。第一項貢獻表現在一九五四年那本《經濟演進的理論研究》巨著中，他將經濟學應用於了解經濟不平等的分析上，在當時，哈維默已廣泛考慮到人口成長、教育、遷徙，以及國際間重分配的努力等等因素，此種開放胸襟、廣博的研究法足為後輩之表徵，而現今經濟成長理論在盧卡斯、貝克、巴羅等人的努力耕耘下正重新顯露曙光，但觀察這些位大師的作法，卻與哈維默的研究方式類似，可見哈維默的確具有先知之地位。第二項貢獻可由一九六０年哈維默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投資理論研究》大作中得知，主要在為投資需求的總體經濟理論提供一種個體經濟學的堅實基礎，為了達到該目標，哈維默詳細研究資本理論，強烈強調最適資本使用理論本身並未提供一個投資理論，這對當時盛行的新古典資本累積理論作了重要的批判，已對這方面的往後研究，在理論和應用上都產生深遠的影響。至於第三項貢獻，在一九五四年，哈維默於《經濟計量學期刊》發表〈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果〉一文，對於凱因斯學派的平衡預算乘數效果，提供了第一篇嚴謹的理論性分析。
除了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外，哈維默也是位活躍的老師，他的經濟理論講義，對於以後數代的挪威經濟學家影響極大。
哈維默得獎的感想
由於哈維默是位經濟計量學家，諾貝爾獎頒給他，除了表彰其人對經濟計量學的貢獻外，也當然肯定經濟計量學的重要性。我們也知道，經濟計量學的功能在於利用資料，以模型來檢定經濟理論，亦即，是作「實證」工作之用，為的是將理論與現實世界相結合。也就因為經濟學得以作實證，乃有使用科學方法的說法，但也因為經濟學走入「驗證」之路，有些經濟學大師又擔心經濟學將脫離「將人當人看待」的層次，最後終會將人「物化」。有名的海耶克教授就是典型的
代表，他曾反對諾貝爾獎頒給經濟學家，因其擔心此種「科學萬能主義」的時髦學風會被助長。還好的是，不久之後，諾貝爾獎也頒給他這個不合時潮的經濟學者，而減低了他的憂慮。
儘管有不少經濟大師不贊同走向實證研究之路，但是，考諸現實，經濟學之所以能夠戴上社會科學的「后冠」，之所以受到諾貝爾頒獎委員會的青睞，之所以會有不斷的改進，主因還是在於它成為一門實證科學。這個特點的重要性被弗利曼強調成芝加哥學派的第一種特色（參見本書第一章），而該特色在現今也成為其他學派所認同、而成為一般經濟學的特點。關於實證經濟學的重要，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宣揚最力，他在一九六四年的七十七屆美國經濟學會年會的會長演說詞，對這一點極力的鼓吹，說詞中，對於當時的經濟學家未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作有用的實證研究，深表不滿和不解。（此亦見本書第一章）
史蒂格勒之所以特別重視政府的公共政策，乃有感於公共政策的影響層面既深且廣，而要政府能夠制定對全民有利的完善公共政策，唯有以「證據」來顯示政策效果，而在「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得以免除受到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實證研究顯得特別重要，而在當時，許多數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經出現了，史蒂格勒甚至將「數量化」革命的力量，看做比李嘉圖、傑逢斯或凱因斯革命還強大，他更興奮的說：「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
這篇重要的講詞發表之後，經濟實證研究也大量出現，而事隔五年後的一九六九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給經濟學家，而得獎者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弗瑞希和丁伯根。由此一事實也可印證經濟學是何等被看重了。晚近以來，年輕一代的芝加哥學派健將黑克曼更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而不會像目前一樣，由於缺少實證，而且又不注意去推展而廣受懷疑。」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頒給「經濟計量學家」，固然無疑是再肯定實證經濟學的重要，但是否會將經濟學的方向導至如海耶克在上文所擔心的「科學萬能主義之路」，或像布坎南所說的「……現代經濟學，大都沒有焦點、目標。」意即，沒有表現出一點「意識形態」上會令人興奮的精神，而只在「技術」層面下功夫。
我們檢視迄一九八九年獲頒諾貝爾獎的二十七位經濟學家中，只有海耶克是屬於純種的「思想家」，固然是因為偉大的思想是屬於「亙古彌新的」知識，早被古典經濟學家們發現了，剩下來的只有「工具」和「技術」層面這些「可變的」知識得以日新月異。也就因為實證經濟學有這種特色，才能在社會學中脫穎而出獲頒諾貝爾獎。不過，也因為該種獎項的頒與，難免鼓勵此種特色的擴展，對於「人」而言，是禍、是福頗值得大家靜心深思。
由當時媒體報導也似可推知，哈維默之對諾貝爾經濟學獎持負面的看法，似較海耶克有過之，此由他平素對該獎項以「並無多大意義」的批評，以及得知獲獎後立即離家外出拒絕受訪可以窺知。那麼，這位深具經濟理論素養的經濟計量學家，是否亦體會到海耶克的那種憂心呢？這倒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而由哈維默的學術歷程觀之，他早就由經濟計量的領域裡跳脫出來，回到更基本的經濟理論之鑽研，如此，他也許也有海耶克那樣的領悟呢！
註：本文由原載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份香港《信報財經月刊》、《卓越雜誌》的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