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1月17日訊】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在香港強行成立之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已經變成滿紙空言，香港淪落為大陸一個沿岸城市，150年來英國殖民統治下建立的種種優點：如法律、教育、新聞和公務員傳統要全面清洗，附合獨裁政權的需要，再不需要任何的獨立自主精神。香港已死：自由、法治、開放、多元的公民社會全消失了。
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七所香港的大學，隨著香港特首李家超成為大學監督之後，「學術自由」再沒有什麼意義。《國安法》是每個學生和教職員共同遵守之法，任何對大陸，港共和大學的批評；任何不符合當權者的標準都是錯誤的。從此沒有反對聲音，每個學生和教授都要接受現實，明哲保身，絕不碰撞紅線，教授繼續埋首做純粹學術研究，不問政治，不理時代問題，保存學術生命。
在獨裁政權下的大學學者教授就這樣便滿足，無愧於心嗎？
業師勞思光先生生前多次教䀲我：「在共產黨專制下生活是無可奈何之事，但一定不要做幫凶，不搖旗吶喊，不阿諛奉承！」勞先生1955年從台灣到香港，逃離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逼害，直至到1989年重回台灣清華大學為訪問學人。那時台灣已慢慢成為民主和開放社會，學術和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已確立。因此之故，勞先生實在從未有在共產黨暴政下生活過！他自由地在香港生活和做學術研究超過30多年，除了哲學研究外，深入理解共產黨思想和歷史發展，對共產獨裁政權的批判從未間斷。
他鄭重的告訴我：共產黨是不可以相信的。但如果2019年勞先生仍在生，親眼看到中文大學變成戰場，2020年目睹港共利用國安法將幾十年的自由香港毀於一旦，他會如何評論這場運動？如何在中文大學繼續教學和研究？當然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他絕對不會在五星旗下苟且殘存，做一個為生活而營役於獨裁政權的學者！肯定會離開香港前往自由的地方。但我們仍留在香港的學者教授，如何忍受在沒有真正學術自由的大學繼續生活？除了謹記勞先生的教晦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過去三年抗爭運動期間，香港各大學的教職員除了極少數敢公開發言支持運動外，儘管心中憤怒和不滿，大部分噤聲；當然在2019年在無數示威中，他們會在群眾中參與遊行抗議，或在報章和社交媒體聲明簽名反對。台灣學者吳叡人先生評論這種現象為「知識分子的缺席」。（註一）我們不一定全面同意吳先生的分析，但作為有深入研究香港運動學者對香港大專學術界的觀察，值得我們反省。
他指出有兩種原因：「一個是香港人文社會型知識分子的運動經驗非常少，非常地學院，他們是親西方的產物，一邊優越感很重，拚命掉洋書袋；一邊說自己是反殖民、後殖民。這種自我矛盾的意識非常明顯，讓他們陷入一個深度被殖民的意識裡而跨不出來。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面對年輕人很生猛的東西，年輕人不一定讀過什麼《想像的共同體》或其他理論，但卻用實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進行鬥爭。
這些事情其實是嚇壞了這些我稱為『葉公好龍』的知識分子。」即是說我們香港知識分子，大部分在西方精英大學學術自由的環境受教育，回到香港教學研究也相信如此，從未經驗過政治學術審查的壓迫。至少我在中文大學二十多年教學和行政經驗中，肯定這學術自主和自由。絕大部分教職員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學術條件，沒有人會反對民主自由法治。在課堂和研討會上講解和辯論哲學和政治議題，止於在學術象牙塔之內。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由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庭和中文大學社會學學者陳健民發起的。儘管這場運動最後是失敗，但這是在香港多年努力建立的公民社會中由學者自主引發出來的社會運動，影響深遠。因此香港學者不全是「葉公」，不少是願意承擔「公民抗命」的知識人。當然這占整體大學學者是極少數。「政治中立」是口號，「離地」教授仍是大多數。
吳叡人提出的第二個原因是：「我覺得他們無法面對這次運動裡面，香港人爆發出來的港人集體意識，也就是說香港人覺得自己就是一個nation——或者不要用nation的話，可以用Sovereign people.這個Sovereign一般翻成『主權』，也可以翻成不受任何外來力量統治，是self-governing，就是自我統治。香港人覺得他們自己應該得到『自我統治』的權利（They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self-governing）。當然所謂『自我統治』有個光譜，可以從最高到『獨立』到『聯邦制』的高度自治。」
吳先生這個原因有最大爭議性。他確定這場革命主要是由「香港獨立」的意念所推動的。依我的理解，大部分同情「勇武者」的知識人，是同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但不一定贊成「港獨」。本文暫不處理「光時」和「港獨」這兩個重要課題。我想回到吳叡人先生對香港知識分子的評論。
吳先生對香港多年來的社會運動有深入研究，對香港大專學界的尖銳批評值得我們反思，無論我們同意與否。他說：「我觀察到許多香港的專業人文社會知識分子，不願面對這種香港人民族或國族或政治主體意識爆發的事實，陷入了某種我稱為collective self-denial，也就是集體的自我否認的困境之中，以致於不知如何去面對這場革命，也不敢去承接歷史藉由這場革命向他們提出的任務，最終導致了集體缺席的狀況。
很多香港的知識分子如同徐承恩所講的，陷入一種『虛幻的都會主義』。香港那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常常自以為香港是西方先進國家的一員，自以為自己是法國、美國或英國的一部分，屬於廣義最進步的歐美知識圈的一環，可是他忘了香港其實不過是中華帝國底下的一個殖民地而已，事實上只擁有極為有限的自治權，而且還不斷地被侵蝕。」
我們這一代在香港出生的大學教授，受英、加、美、徳和法國的博士學位訓練，一直覺得我們的教學和研究應該和歐美學術世界一樣，研究標準以外國為準。是以香港的大學以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最前端為傲！但的確，我們從不太關心吳先生的觀察，相信大學和政治是可以分離，我們是「國際學者」。
香港知識分子對我們所處的學術環境評論和反思極少。在嶺大 21年的退休社會理論講座教授Peter Baehr和現仍在科大教學的Carsten Holz教授是例外。（註二）他們兩人在過去三年以英文寫關於香港大專學術界的現象，是鮮有敢言的文章。當然這些不在本地發表，也沒有中文譯本的文章有多少本地學者讀過不是問題，重要的是他們以獨立自主的學術立場，評論香港的大學淪陷的現象。
Peter Baehr在2022年Society期刊發表名為《在國安法陰霾下香港的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註三）的專題文章，相信是至今評論香港大專學術界在過去三年內獨一無二的文章。文首開宗明義的説：「當我們聽到獨裁（dictatorship）這個詞時，殘酷的場景永遠不會遠離我們的想像：祕密警察，深夜或清晨，強行進入住宅逮捕茫然的居住者……我建議先不要考慮獨裁的拳頭，而要考慮其周圍的精神：機會主義、奴性和默許。我的例子是一個職業，學術職業，我可以聲稱知道一些事情。寫下我在香港任教過去18個月中親眼目睹的事情，這段時期香港的大學幾乎完全被中國共產黨所控制。」
Baehr的文章並不止於評論在香港的大專學術界在國安法下的問題，而是給我在本文開始時引勞先生的忠告的一個發展方向：在極權統治下學者教授如何自處。
Baehr在這文章的引言繼續說：「問題絕不是大學可以戰勝共產黨；那是不可想像的。問題是要捍衛，並公開捍衛大學的獨立性，捍衛學術使命的尊嚴，直到它們從我們手中被奪走。在這之後，要遵循『不傷害』的古訓。」
面對極權政府的打壓，能夠本著學術良知「公開」捍衞大學學術的獨立性和尊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法治保障，每一個站起來敢於表達自己內心想法的知識人，都需要無比勇氣。他或她的公開發聲可能影響自身工作和家人的安危。因此之故，白色恐怖之下，沒有人應該為了義憤而做送頭的行為，因為這是沒有需要做思想言論烈士的年代。我們公開捍衞學術自由的權利被剝奪了，還可以做什麼？順大勢所趨，自我審查，安份守己，不挑戰任何權威，繼續做安全不帶政治的純學術研究？
自秦朝到中共二千多年中國歷史中，文人學者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政見，受文字獄的殘暴迫害不知凡幾；共產黨暴政下，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殘酷清算知識分子的悲劇無數。但我們沒有好好的學習歷史，對共產黨仍有無知幼稚的期望。我們當然是錯了！在香港過了幾十年學術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現在結束，文字獄最後都要來臨。我們可以抵抗嗎？清朝文字獄對讀書人的打壓，肯定比香港現時嚴重得多，至少現在還不至抄家誅九族。
清代乾嘉學派不問朝政，不理民生，學術成就不是優秀嗎？我們在香港的大學，學者教授有全世界最佳薪酬待遇，現時還有研究「自由」，只要閉眼當前荒謬絕倫的暴政，不理放棄學術自主的大學高層，小心盡責教學，做研究寫學術論文。依魯迅所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香港還未到文化大革命趕盡殺絕知識分子的處境，因為香港學者教授對政權仍然有用。
但這些是消極的方法，相信香港學者不會甘心同流合污，忍受白色恐怖。之前提到我們這一輩教授是「國際」學者，並不全是貶義。正因為我們受現今歐美自由世界的大學訓練，明白學術尊嚴和自由的重要性，同時我們的學術世界並不規限於大陸的封閉城牆，知識宇宙不能亦不會全面封殺。
現時香港公共圖書館受審查的書籍儘管很多，但除非香港政府能夠學秦始皇焚書坑儒、學納粹1933年的燒書、關閉大學圖書館，以及全面監控互聯網絡，否則學術世界仍然開放給每一學者。與此同時，除了中文大學是以雙語教學，其他大學皆以英語為教學語言，香港的大學仍然是「國際」大學！我們和自由世界仍然相通，如果不能在香港發表言論，為什麼不可以用英、法、德語在海外撰寫文章，讓自由世界理解在香港發生的種種不合理、不公義的事。大陸和香港之外的學術世界沒有政治審查，只問學術標準。
Peter Baehr的文章在國際期刊Society發表，尖銳批評香港的大學在國安法下淪落的現象，文章刋出後便成為公共學術領域的一部分，沒有任何獨裁政權可以隨意刪改。文中引述的資料全部可以查證。文章當然可以批評，但以學術理性為本，這些本來就是學術世界理所當然的守則。
文章提出批判香港的大學的負面內容，顯然不會受當權者接納，極有可能定性為「惡意」侮辱香港的「學術自由」，產生仇視政府，屆時又可能被指觸犯國安法。幸好他的文章刋出多月，筆者沒有看到任何批判的言論，這至少證明一點：真相是批評不到的——大學行政高層的懦弱和虛偽、對政權的跪地屈服、對異見教授的打壓、對學生會和學生報的封殺；大學教職員因種種自私原因而噤聲不反抗；大學甘心墮落將學術尊嚴和自主放棄不理、校長重複政權欽定的政策和口號。這些便是當前香港的大學在國安法陰霾下的現象。
Baehr並沒有站在道德高地指責留下的學者教授，他知道自己是即時退休的外籍教授，因為不能接受香港的大學學術界因國安法而淪亡的悲劇，憤而離開這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地方。他本著學術良心寫下這篇文章作見證。他說：「像我這樣接近退休年齡、計劃回國的外國人，無法向香港人就如何為未來的歲月做準備提出建議。只有留在城市中的人，才有指導它的道德權利。此外，獨裁下的生存是一個學習和即興發揮的過程。不存在或不能存在任何計劃來指引如何應付這困難的處境。我寫這篇文章只是為了引起人們的關注，鼓勵那些在破壞自由的政權中努力生存的人們。」
事實上，Baehr在文首提及，我們如不能公開捍衞學術自由，不是投降和噤聲，而是要「遵循『不傷害』的古訓。」他將真相說出來便是捍衞學術自由的行動。但此地再不容他存在，因此我們要退一步，遵循古訓。這古訓相信是指「Primus Non Nocere – Above All, Do No Harm」。相傳是源自古希臘「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 Oath）——西方醫師行醫前的誓言的一部分：盡量幫忙，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傷害他人。當然這本是醫師誓言，但同樣適用於獨裁專制下的學者教授。
醫生行醫有其道德責任，學者教授也應有責任。Baehr解說：「獨裁下的責任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傷害他人的責任，以及對自己誠實的責任。」即是說我們在極權統治下生活，我們更要自覺的堅持立場和不做任何對他人有損的行為：不為當權者賣力、不參加當權者獻媚的活動、不出席升旗典禮和歌頌權貴的儀式、不會為申請研究經費而出賣理想、不受升職加薪誘惑而違背信念，當然不篤灰、不出賣同事朋友、不會簽名支持任何官方活動的文件，及不寫任何沒有學術根據的文章。這些就是積極的不合作，同時是考驗我們人格的關口。一如法國哲學家沙特說，在納粹強權統治下的「自由」，每個人都要意識到要對自己所作所為負責任，因為是自由選擇下的決定。
以上提出積極不合作的看法，基本上不是筆者原創的。我們有幸在學術自由的年代，讀了不少在上世紀專制強權下生活的哲學家和知識人的著作。當然在那時代研究這些理論，以為只是循學理去研讀，以為這些是歷史思想，在課堂教導和在研討會討論的議題，但原來這是完全有存在關聯（existential relevance）。沙特、波娃、卡謬、鄂蘭、奧維爾等著作絕不過時，他們全部有參考價值。學者教授如何在極權統治下自處？最好的指引可能是哈維爾的「活在真相中」（Living in truth）和索忍尼辛的「活著，並且不撒謊」（Live not by lies）。
如何活在真相中？哈維爾正正繼承沙特的自由的存在思想，每個人要時刻反省自己，不隨便跟循他人說法而表態；做任何重要行動的決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選擇理據，不會對他人有任何損傷成分，當然不會取悅權貴。
索忍尼辛是在史太林年代被迫害的諾貝爾獎作家，被蘇聯共產黨放逐。如何在謊言世界中活下去？他寫道：「要想找回我們自暴自棄的自由，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為個人絕不參與謊言。雖然謊言遮天蔽日，無處不在，但是休想從我這裡得到支持。只要我們不合作，鐵筒一般的包圍圈就有一個缺口。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簡單的事情，但是對於謊言，卻是最具有毀滅性。因為只要人們不說謊，謊言就無法存在。」
他的具體提議是：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膽怯的，但是讓我們做出一個選擇。要麼你自覺地作為一個謊言的僕人（當然，這並非由於你贊成謊言，而是由於你要養家，你不得不在謊言之中把孩子們養大），要麼你就脫掉謊言的外套，變成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時代人的尊重。
從今以後，你：
﹡不以任何方式書寫、簽署、發表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不在私下或公開場合，以宣傳、指導、教授、文藝演出的形式，自己說出或鼓動他人說出，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不描述、培育、傳播任何一個你認為是謊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繪畫、雕塑、攝影、科技或者音樂。
﹡不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不為了個人利益或個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悅他人的話，除非你完全認同你所要引用的話，或者它確實準確反映了實情。
﹡不參加任何違背你心意的集會或遊行，也不舉手贊同任何一個你不完全接受的標語或口號。
﹡不舉手為任何一個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議背書，不公開或祕密投票給任何一個你覺得不值得或懷疑其能力的人。
﹡不同意被拉去參加任何一場可能強姦民意或歪曲事實的討論會。
﹡如果聽到任何一個發言者公然說謊，或者傳播意識形態垃圾和無恥的洗腦宣傳，你應當立即退出該會議、講座、演出或者電影放映場合。
﹡不訂閱或購買任何歪曲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報紙或雜誌。（註四）在當今「謊言即真理，強權即民主，服從即自由，人治即法治，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樂即太平盛世」的香港，勞思光、Peter Baehr、哈維爾和索忍尼辛都全是指引我們的大學學者教授，如何在極權統治之下自處的良方。我們要繼續反省當前的困境和思考哲人智者的言論。
（註一）吳叡人：「致一場未完成的革命」，李雪莉編：《烈火黑潮》台北：讀書共和國，2020，頁14－16。
（註二）Peter Baehr，任教嶺南大學社會理論講座教授，漢娜鄂蘭哲學專家，2021年退休後離港，現任美國Fellow at the Centr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穆嘉（Carsten Holz）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教授。
（註三）我在此不打算詳細討論Baehr文章的內容，讀者請參閱原文。Peter Baehr,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ciety, 59, 225-239 (2022)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115-022-00709-9或參看沈旭暉在他平台的四篇文章 「［新香港］學術自由」。
（註四）轉自壹讀（https://read01.com/zPK3MBK.html）
（本文作者張燦輝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曾任哲學系及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因對政府和大學的異議，在2020年中自行流亡離開香港，現居英國。）
